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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遇见东方:大脑如何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2009-06-02
文化差异,《思维地理学》,
西方遇见东方:大脑如何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2009年05月25日上海壹周编译/思无邪 图/CFP
文化背景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但是,爱德·扬提醒道:“对此观点不要做简单化的认识。”

以往大量的心理学实验似乎支持了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东方人倾向于综合认识世界,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分析性思维。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流行的看法过于片面。科学家们发现,一个人在此时此地有综合性的思维,在彼时彼地却可以有分析性的思维。而且,科学家们也逐步弄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思维在两者之间的转变。

密歇根大学的尼斯拜特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在《思维地理学》一书中,尼斯拜特详细地介绍了他在2001年所做的研究,他发现就像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学生对一段录像的描述以某些显眼的物体,如色彩斑斓的鱼开始,而大部分日本学生的描述则以背景环境开始,比如“事情发生在一条小溪里”;在另一个实验中,尼斯拜特使用了视线追踪仪来研究人们如何观察一幅老虎的照片,他发现美国人往往迅速地将视线集中在老虎身上,而中国人的视线则频繁地在老虎和周围环境之间转移。

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

尼斯拜特以及其他学者积累的这些证据表明,视觉关注点的差异反映了东西方人看待世界方式的不同。

首先是人们对事物的分类方式不同:东亚人往往以相互关系来对物体进行归类,而美国人则按共同属性进行归类。比如,在小鸡、奶牛、草地之间,大多数美国孩子将小鸡和奶牛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是动物;而来自中国台湾的小孩往往将奶牛和草地归为一类,因为牛吃草。

其次是对因果关系认识的不同。比如,有人在对中美两国报纸就凶杀案的报道进行了对比研究后发现,美国报刊侧重个体特质的分析,如推测杀人犯的精神状态,而中国报刊则强调社会性因素,如凶手与被害人的关系、近来世界各地数起屠杀事件的影响。

文化差异还影响人们对逻辑的运用。中国人惯于使用“矛盾”的观点来思考,并在矛盾双方之间寻求中间立场。而美国人往往接受一方的主张而排斥另一方。例如,当看到有关女儿反叛母亲的报道时,3/4的美国人认为其中一方是错的,而3/4的中国学生会从两方的立场出发,去调和女儿与母亲之间的矛盾。

这些研究似乎表明,西方人是以一种分析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着眼于显著的事物,对之进行分类汇总和逻辑检验;东方人则采用全面的视角,较多地考虑事物的背景,分析其与环境间的关系。

尼斯拜特指出,历史文化因素是理解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古代中国大规模集约型的农业生产使得人们必须密切合作。这种强大的社会制约一直是东亚人生活的重要特征。而在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古希腊,并不存在如此规模的农业生产,大部分的工作也不需要多人之间相互合作。古希腊人过着独立的生活,崇尚个人主义。他们倾向于去关注独立的事物和目标,而不会过多地受他人需求所限。这在西方文明中一直延续至今。“如果以上所言确属事实,那就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区别,而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尼斯拜特说。

错误的“二分法”?

当然,用简单的概念进行概括总是很有吸引力。这也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乐于沿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种“二分法”的原因。然而,近来已有证据显示,这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首先,一些研究表明,世界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间存在着连续性。比如,同是“个人主义”,西欧人要比美国人更接近东亚人。这打破了东西方之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简单划分。

还有研究发现,当下生活的区域和状态,而非历史或地理性因素,才是塑造某种特定思维方式的原因所在。尼斯拜特的研究小组最近对生活在土耳其黑海地区的3个群体进行了比较,他们拥有同样的语言、血统和地理环境,却有着不同的生活:农夫和渔民的生活区域比较固定,他们要进行贸易往来必须通过广泛的合作;牧羊人则流动性更强也更独立。尼斯拜特发现,农夫和渔民在思维模式上要较牧羊人“整体”一些,他们以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而非属性对事物分类。例如,他们把“手套”与“手”,而非“手套”与“围巾”划归一类。

那么,现在是摆脱那种简单化认识的时候了吗?密歇根大学的欧叶斯曼给以肯定的回答。不过,她没有用历史因素来解释现代人的行为。“如果引入历史的因素,我们就无法进行实验,”她说,“但我们可以研究环境是如何引发某种特定认知模式的。”

被孤立与顺服

首先是对被社会孤立的担心。一些研究表明,东方式世界观的形成,可部分归因于人们担心被所在社会群体孤立,这使得他们倾向于顺服并维系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得克萨斯大学的马克曼和他的同事科姆在一个实验中要求美国学生回忆自己被孤立或者孤立别人的经历。在随后的测试中他们发现,回忆了被孤立经历的学生表现出与东亚学生相同的思维模式,更加注重事物与背景环境的关系。

这一实验表明,表面上看,西方人与东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而若考虑到“社会孤立”这个因素,两者之间就鲜有差别了。在对67个相似的研究进行分析之后,欧叶斯曼发现了社会环境是如何轻松改变人们思维模式的。例如:只要让东亚志愿者想象一下网球单打,或者整理一下含有“独特”、“自立”、“孤独”等词汇的句子,就可以“诱导”他们产生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

既然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轻易地被改变,那么认为分析性与整体性的思维差异源于大脑生理结构的观点也就是无稽之谈了。我们的文化背景使我们采用某种特定的模式去认识世界,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用任何一种思维模式,只不过人们往往采用其中的一种罢了。”欧叶斯曼这样说。

认识并培养思维灵活性

大脑成像技术验证了这种观点。在一项实验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海登发现,东亚人在完成需要排除环境影响的任务时,大脑负责集中注意力的区域就会特别辛苦,而美国人在完成与环境关系密切的任务时,这一大脑区域也会非常辛苦。就是说,为完成与其文化习惯不一致的任务,人们就得更辛苦。这也说明,大脑使用相同的部位去完成不同的任务,而文化差异影响了大脑在解决不同任务时的熟练程度。

令人惊奇的是,海登还发现,强烈认同美国文化的东亚人,尤其是接受多元文化熏陶的人,在完成需排除环境背景影响的任务时更为轻松。这表明思维模式是可以改变的。而加里佛尼亚大学的本尼特·马汀内斯发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其思维模式可以轻松地被诱导。在一个实验中,她要求一组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观看一条鱼在浅水中游泳的录像,如果学生之前先被示以象征美国的星条旗,那么他们就会对录像作出如下描述:“这条鱼在带领其他鱼游泳。”而若之前被示以象征东亚的龙的形象,学生们更可能对录像进行这样的描述:“一群鱼在追赶这个背叛者。”

显然,对思维模式做出“东方是综合性”和“西方是分析性”的区分十分肤浅。“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可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欧叶斯曼说道,“那么,心理学家就应当致力于探究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综合性’思维;什么样的环境又激发了‘分析性’思维,而不是维持上述错误的分类。”

“二分法”是在有限论据的基础上得到的,实际上,支持“二分法”的研究仅仅只把中国和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把美国和加拿大作为西方的代表。而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情况实际上大为不同。

其实,人类在思维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既能进行分析性思维,亦能进行综合性思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出特定的思维模式。”欧叶斯曼这样解释说。因此,与其按照文化来分裂这个世界,不如求诸己身,培养自己思维的灵活性,这将对我们大有裨益。
本文选自《新科学家》杂志2009年3月10日号,科学松鼠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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