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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群体情绪与个体情感

2009-06-12
群体情绪,个体情感
关於群体情绪与个体情感

刘再复

刘: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毁掉许多国家,包括点燃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德国,自己也变成一片废墟。但是,战火最初是怎样点燃的,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我们自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後也看到一片废墟。我们也感到有一种东西像魔鬼似的把人们陷入深重的劫难,我们共同地掉入一种可怕的陷阱。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甚么才是这种魔鬼?我们能否拒绝这种魔鬼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门。在我们的对话中,你实际上已把这种魔鬼指出,这就是情绪。更具体一点说,这就是群体情绪。

李:是的,必须对群体情绪有深刻的反省。告别革命,其中也包括告别盲目的群体情绪。以革命的名义煽动群众的狂妄,把亿万群众引入破坏以至屠杀的道路,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大教训之一。一九九二年我对一位记者说过,他也发表了,我说我不崇拜群众运动,不管是自发的(如八九民运等)或非自发的(如红卫兵运动,有上面的鼓动和支持)。因为群众运动经常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情绪压倒理性;二是多数压倒少数。这两点都有危险性。毛泽东说,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我怀疑。这要具体分析。例如抗日战争前的学生运动确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是一切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都如此。即使有合理性,也不能盲目歌颂或崇拜,因为其中仍然有上述两大问题。

刘:名义各种各样,有的用民族主义名义,有的用社会主义名义,有的用革命的名义,有的用宗教的名义。希特勒用的是民族主义的名义,霍梅尼用的是宗教的名义。在我们的祖国,用的是革命的名义。群众情绪一点燃,历史往往就走向邪路。

李:情绪其实是较低级的东西。动物没有理性,但有本能的情绪。人从动物界走出来,本来应当不断地摆脱情绪而走向理性。但是,这不容易。到了二十世纪,我们还看到人类很容易被情绪所支配、所掌握。

刘:所以我一再说,人性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经不起煽动,经不起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厮杀与搏斗。在神圣名义的煽动下,人性可能通过情绪爆发这一中介变为兽性,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巨大历史教训。人的情感是最宝贵的,但是兽性情绪并不是人的情感。

李:情感具有个性内容,它是个体的、多元的、独特的、复杂的。群体性情绪则完全丢失了否定了这些,成了通向暴力的走道或倾向。今天我之所以反对文化民族主义,一是因为这概念有问题,难以成立;二是它容易煽起知识分子的群体情绪,导向民族主义。

刘:情感是个体对历史、对社会人生独特的感受,千差万别,但这种感受是文明的、建设性的,而情绪则没有个体独特的感受,它完全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左右,在群体情绪之中,人其实不是人,人往往只是动物,只是工具,只是炮灰。

李:所谓启蒙,事实上是启发个体运用自己的思想与意志进行选择的理性,而不是以某种名义去煽动群众的情绪。如果启蒙只是用於鼓动情绪,这种启蒙可悲也可怕。我以前说救亡压倒启蒙,也包括启蒙本身中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启蒙受情绪的影响和支配,走向了救亡。所以我曾说当时还有另一个“压倒”即情绪压倒理性。
刘:在西方的语言系统中,他们不喜欢“宣传”这个词,其理由就是宣传不是理性,不是启发个人选择的理性,而是用某种意识形态煽动集体情绪。在教育观念上,我一直不喜欢“灌输”这个概念。教育本应当是培育学生个体的高尚情感,而不是灌输某种情绪。我记得康德在讲启蒙时,就说启蒙不是以集体名义指定的理性,而是个体选择、个体决定的理性。

李:在古典的理性主义中,康德很突出。理性最需要的是个体的选择,它与群体的情绪毫不相干,也不相容。康德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根本不是任何群体名义下的命令,更不是甚么情感,恰恰相反,它是实践的理性,是个体自己的道德自主性即所谓“意志自律”。在六、七十年代,我国虽然天天讲共产主义道德,却从根本上丧失了这种个体的道德自主性。

刘:我们所以要反省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被群体情绪所左右。在一百年前,即上一世纪末,那时帝国主义确实在欺负我们,连日本也欺负我们,所以当时产生一种民族集体情绪,民族义愤压倒一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群体情绪後来形成一种惯性,甚至上升为一种普遍原则,以为甚么都要“你死我活”,这就大有问题。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仍然迷信这种情绪,不断鼓吹群体情绪。动不动就是全民动员人民战争,就是横扫一切。连毛泽东这种群体运动的发动者也常常驾驭不住群体情绪,所以他们也说不要以情感代替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後大约三十年中,群体情绪与官僚意志结盟,便形成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疯狂。

李:从群众情感心理这个角度探讨、研究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可能会很有意思,似乎还没有人弄过。群体情绪有时推动历史,当年的抗日救亡歌曲起了多大的鼓动人心的作用!所谓民族义愤、革命激情不都是群体情绪吗?所以我们并不是一概抹群体情绪,而是强调要理性地重视它分析它,而不是盲目追随或一味歌颂。

刘:这裏涉及到对一百年来启蒙主义的评价。应当说,近代史上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史上的第一代的启蒙家贡献很大,但他们的反省、启蒙都是在民族遭受大失败、大耻辱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都过於激愤。当时他们的启蒙是处於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灾难非常深重的时间与环境中,这种外在环境使他们在选择启蒙内容时不可能着重於个人选择,而着重於群体改造。因此,他们所激发的是斯巴达式的群体情绪。五四虽然启蒙在开始阶段还着重於个人,但很快又被群体情绪所取代,民族义愤再次压迫个性追求。

李:从历史上总结这样一些经验教训,研究它的各种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对今後很有意义。例如面临随时可能因某种事件涌现出的某种群体情绪,特别是民族主义情绪等等,就可以更为清醒、更为理性地来处理、对待和评价了。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载自《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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