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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当永远铭记李庄

20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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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当永远铭记李庄

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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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一个等待已久的“发现”
2009-07-13 新民周刊

李庄,四川南部长江边上一个平静的小山村,长期来如果不是被人故意遗忘,也给人陌生遥远的感觉。今天,在两岸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的背景下,它被“发现”了……

撰稿·沈嘉禄(主笔)

每块石板都留下了大师的脚印

走进李庄的那一刻,记者的心情相当复杂。想象着六十多年前,这里该是何等的“风光”——那是今人在承平语境下的想象,小街上行走的,都是些星光灿烂的大师:傅斯年、李济、吴定良、董作宾、梁思成、童第周,还有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通”李约瑟博士和美国学者费正清……

从川南旅游名城宜宾出发,再奔19公里就到了市郊李庄。李庄地处长江南岸,这个小村落人口仅有1.2万。说起来,李庄实在是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僰侯国地。南朝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置南广县,治设今李庄。明朝末年,张献忠滥杀无辜,使四川境内十室九空,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李庄坐落在江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移民点。慢慢地,这里就恢复了生气。

1940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南侵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等城市,并从宜昌和长沙威逼陪都重庆,大后方岌岌可危。10月,日机疯狂轰炸昆明联大,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在昆明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准备另迁他处,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迁往四川腹地。

同济大学先向李庄试探,当地官员与乡绅(其中包括哥老会)紧急商议后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电:“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同时,傅斯年也在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的搬迁而思虑,他要寻找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很快,李庄以它的山川形势、民情民风,渐渐进入到傅斯年的眼帘。

这年秋天,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等开始陆续内迁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归原地。在路途险峻、交通工具简陋及难民如潮和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内迁的曲折艰险,不难想见。比如1943年3月,还有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滚到沟底,损失惨重。再比如1940年11月,史语所140箱公物抵宜宾后,卸装一艘民生公司的驳船,驳船从泸州转运宜宾时失重倾覆,书籍滑落长江。

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遂使李庄一度凸显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正如李庄的“发现者”岱峻所言: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竦奈幕顺牌鹨环较楹偷呐ㄒ瘛?br>
同时,李庄在“读书种子”扎堆的这几年中,不仅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还经受了中国文化气息的熏染。从此,这个小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进入新夏的李庄,江风习习,村民在寺前古树下打牌、喝茶、聊天,或者摆摊做小买卖,神静气闲,从容洒脱。谁能想象,近七十年前的这个小村镇,曾经发生过如此悲壮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呢?

古戏台上曾上演过曹禺的名剧

李庄镇现存的文物古迹还不少,原号称有“九宫十八庙”的古建筑群,现在较完好保存的有明代的慧光寺、东岳庙、旋螺殿,清代的文昌宫、南华宫、天上宫、张家祠堂等10余处。古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明、清时期川南庙宇、殿堂建筑的特点。古建筑群中的木雕石刻做工精细,图像生动,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村内的羊街、席子巷是商贸中心和富户聚集区,建筑风格古朴,略有弧度的街道都是大块原石铺成的,反映了明、清时期川南乡镇的民风民俗。

进入李庄,首先看到奎星阁,它位于长江之滨的凸出部位,建于清光绪年间,为全木结构通高三层建筑。梁思成曾经说过:“李庄奎星阁是从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二千多公里江岸边上,建造得最好的亭阁。”从中国的传统和历史看,凡建有奎星阁的地方,文风是比较盛的,李庄也不应例外吧。可是很不幸,奎星阁在“文革”中被拆除,现在记者看到的奎星阁是1998年重建的,目前是一个附设宾馆的酒家。

水势平缓的长江在李庄北边流淌,似老者无语的絮叨。记者呼吸着它的湿润气息走进慧光寺,慧光寺原名禹王宫,建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一主一次两个四合院构成,主院有山门、戏楼、正殿、后殿、魁星阁及厢房等建筑,其山门、戏楼均为重檐歇山式顶,檐下饰如意斗栱,整个建筑有些气势。

但经不起几眼细看,寺院已经衰败了,几个孩子在里面冲拳踢腿,气喘咻咻,满面通红。不过寺内有一个古戏台是李庄人的骄傲,它是四川保存最完整的古戏台之一,戏台台基上有单钩栏古代戏剧人物浮雕。台柱上挂了一块白底黑字木板,上书“四川李庄同济大学爱国荣校教育基地”。1942年5月国立同济大学35周年校庆就在这里举行,同济大学和江安国立剧专在这里联合上演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人体解剖教学引发的文明冲突

张家祠堂是李庄望族张家的宗祠,位于李庄羊街临长江边,建于清道光年间。祠内有用整块上等楠木雕刻的50扇窗页,每页窗面上都雕刻着形态不一的两只仙鹤,四周以镂空雕刻出线条流畅、动感十足的祥云衬托,共有100只栩栩如生的仙鹤,所以称它为“百鹤祥云窗”。据说张家以每扇窗页纹银14两请工艺高超的匠人雕刻,而当时一个正一品官员1个月的俸银才15两。

张家祠堂下厅房挂有包弼臣手书“张氏宗祠”匾额、清代两江总督张之洞书写的“宏我汉京”的匾额。在祠堂一侧的小院子里有一个大花坛,原先是一个水池子。据居住在这里的老乡说,当年同济大学的医学院就驻在这里。是的,当年李庄迁来这么些学术机构,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虽然文质彬彬,却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也引发了文明的冲突。

当地人称南迁的师生为“下江人”,同济医学院在教学时有人体解剖的课程,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都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还有殷墟出土的头骨,以及搜集来的近代人胫骨、股骨,中国营造社要测量古墓,这些“下江人”的举动,不能不引起村民的警觉。有一次一个泥木匠在修屋顶时揭了瓦片往下一看,发现祖师殿里有个外籍教授正举着一柄手术刀在尸体(战争年代无主尸体比较多)的肚子上划了一刀,内脏嘟地一下都翻出来了,旁边还有几十个学生看得津津有味。这一眼他吓得不轻,慌忙滚落在院内。不久村里人就传开了:“下江人”在杀人吃人。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些村民看到师生就一溜烟地逃跑,还有些村民点燃柏枝或扎草人跳傩舞驱鬼,甚至准备用武力驱逐学生。

1941年6月9日,是中研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中研院、中央博物馆、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联合在张家祠堂举办了一次包括有北京人头盖骨和恐龙化石及青铜器在内的科普展览,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赶来以壮声势。董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等人分别担任讲解员,使绝大多数为文盲、一辈子活动半径不超十公里的李庄人大开眼界。同济大学医学院还展出了人体解剖用的人体骨骼和图表等。工学院拿出了据说是当时远东唯一一台航空测量校正仪。慢慢地,村民们增长了识见,消除了疑虑,看到“下江人”也不怕了,有不少村民还去学者家中帮佣或抬滑竿,傅斯年的家佣龙嫂后来甚至跟着他们去了台湾。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吧。

饥寒交迫中的学界精英

李庄有两条宁静的小街,一条是席子巷,虽然建于清代初期,但保留着明代建筑线条简洁明快的风格,巷子两边都是全木结构穿逗一楼一底小青瓦建筑,楼为木挑吊脚楼,过去住户多为加工和出售草席的,所以有这个名字。可能是为了振兴旅游业,小街上新开了几家店铺,但生意冷清。老婆婆在门口闲坐,孩子在巷子里玩耍,“文革”时贴的标语还依稀可见。

还有一条是羊街,这条更狭窄的小巷又名羊市街,明清时为牛羊交易市场,位于李庄镇军民街口栅门外侧,除巷首处有一规模不大现已改作民居的文昌宫外,另有刘、胡、王家等数个民居四合小宅院。石门坊上所刻对联,内容或为家训、或为写景、或为抒怀,均耐读、玩味。县里的一位干部指着一座雕刻得相当精细的门楼对记者说:“你能想象吗?这里曾经是同济大学女生宿舍,是美女加才女出入的地方啊。”

中年以上的读者一定记得电影演员祝希娟,但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童年是在李庄度过的,因为她的父亲祝元青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任校长。但是,请不要以今天时尚、娱乐新闻的信息来想象当年的情景,当年蛰伏李庄的学者和师生,无时不处于饥寒交迫和日机轰炸的威胁中。

董作宾在一封书信中提及1942年的情况:“是的,从云南搬来一年又八个月,你看,物价又上涨得多么凶。柴五倍,米六倍七倍,面、糖、肉八倍,肥皂九倍、饼干十倍,都是日用必需之品。至于布,以阴丹士林为例,初来时两块钱一尺,现在已经涨到十八块了。……肉,是饭桌上不常见的东西,如果有一家杀只鸡或买一条水鼻子,甚至大伙食团吃一顿炸酱面,那简直是山村里最重要的新闻了。”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弟子屈万里回忆,傅斯年在生活最困难时,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受疾病威胁几乎濒于绝境,以至傅斯年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朱家骅写信,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读来令人耸然动容。而林徽因呢,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并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但仍然顽强地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五代、金、辽、金部分。

1942年,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指派,费正清来到中国,后在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亲眼目睹了中国知识界的日常生活后,将百般感触写进了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加上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然而,包括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燏、吴定良、劳榦等在内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没有中止学术生涯,反而口咬菜根,青灯黄卷地写出了一大批具有奠基意义的传世名著。而当年的后起之秀如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纳、夏鼐、马学良、何兹全、高去寻、王崇武、丁声树、全汉升、李光涛、严耕望、任继愈、周法高、董同龢、王世襄、王利器、傅乐焕、李霖灿、逯钦立、张政烺、陈槃、周祖谟、石璋如、胡厚宣、罗哲文、杨志玖、刘致平等先生,数十年后大多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

东岳庙里的嘹亮歌声

夕阳西下时,记者走进了东岳庙。同济大学的工学院曾经迁于此,现在它成了旅游接待中心。在李庄,它大约是规模最大的庙宇建筑了,中轴线两边建筑整齐,门墙相当气派,正殿是玉皇殿,很是开阔。大门两旁是拉弓式青石贴面墙壁。只不过进去一看,黛瓦白墙的屋宇,窗纸都破了,在江风中瑟瑟作响。过去,这些偏殿都是教室啊。可见当年学生读书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但从这里走出十余位世界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比如吴旻、唐有棋。盘桓之时,记者向院中央一棵大槐树深深地望了一眼。

走出东岳庙,记者看到地面上留下一串脚印,那是同济大学前几年在此搞纪念活动时留下的雕塑作品,脚印上刻录着难忘的年份:1907、1912、1917……一直通向江边。在一大片江渚上,几个班级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四川的朋友沉痛地告诉记者:抗战最艰苦时,日军的轰炸机就沿着长江向重庆蜂拥而去狂轰滥炸,有时也会落下几枚炸弹在这里。但是,同济大学的师生毫不畏惧,照样在江边上体育课。

是吗?记者望着或打球或短跑的李庄中学学生们,他们欢快的笑声使江边的景色更加宁静,并带了一点惆怅。当然,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感慨。身边有一株大树,白色的小花盛开着,满树都是。江风吹来,清香一片。 




中国应当永远铭记李庄
2009-07-13


 
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

撰稿·沈嘉禄(主笔)

四川作家、学者岱峻通过类似“田野考察”的执著寻访,耗时三年写出《发现李庄》一书,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甚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湮没在秀水青山间的李庄进入后人的视界。但他并不满足于仰视先贤的激动与怀想,在五年后又以《消失的学术城》一书对李庄那段历史再作挖掘,侧重点放在学术道义和人文精神上。他对记者坦言:“我书里写的这些中国文化人,是我们民族的智者、勇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收到了去国外的邀请,梁思成先生断然拒绝了,林徽因先生说:我们决不做白俄!”

他又说,“我在写这本书、接触这些高贵灵魂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在往我的血肉里浸润。我感到他们身上有一股正气,他们不是在流浪,不是在逃难,实际上是为了我们民族,在进行一次学术的抵抗。它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有很大关系,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

是的,战争可能会给人类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使一个曾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彻底消失。就一个民族来讲,其文化之魂是构成复兴力量的本源,有了这种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延续、传承、融合、创造,这个民族是不会被任何战争所征服的。

发现李庄,认识李庄,都应该先有这样的基本认知。

记者:何种因缘使你走出书斋,去寻访偏僻冷落的李庄?

岱峻:我的人生定位为读书人,但在“文革”中上到初中二年级后就失学了,后来当过知青和卷烟工,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考了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几十年随心遣兴地阅读,意外地读到一些与那个叫“李庄”的小村庄有关的人和事。

比如,1984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1998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的扛鼎之作,此书1943年成于李庄。书中的照片,有李庄板栗坳,测绘图有李庄的旋螺殿。

李霖灿先生写的《神秘的东巴王国》也是,1941年他随国立艺专迁徙路过丽江,被玉龙雪山的美丽迷住了,几年以后,他携大批东巴经典到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开始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的编纂和东巴文化的研究。几十年来,他把东巴文化的研究扩大到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罗尔纲1943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依据资料研究和悉心考据,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他一生的著作中,多篇文章都郑重地写上:“某某年写于李庄”。

李庄,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撞击我的心扉,变成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渐渐地,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李庄是什么地方,它为什么承载那么多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记者: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走进李庄,前后花了多少时间?第一次走进李庄时,您看到的情况如何?当地村民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如何?

岱峻:从第一次走进李庄,到去年完成《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书名暂定,即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整整八年。八年来,我的生命和那个村庄已紧紧地连在一起。

第一次去李庄是在2000年的“五一”长假,川南一线的旅游景点非常火爆,私家车的长队绵延好几公里,但没有一个人去附近的李庄看看。我去了,住在镇政府招待所,那时是李庄最好的旅馆,一个套间标价才10元钱。那时在李庄没有一张导游图,看不到一处景点标志。

在七八天的踏访中,我去了上坝的张家大院,寻找中国营造学社的遗址。在梁思成誉为“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守门人告诉我,门票只收5毛钱,一年下来还卖不到1000张票,三四百元钱的收入,还不敷房屋的维修费用。去了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探访史语所的往事;去了门官田打听社会学所的旧闻。在通向板栗坳的机耕道上,这条路上过去少有城里人的踪迹,有人还以为我是收旧门窗的。

当地的村干部对我的探访也大为不解,村会计陈金辉也不信任我,其实他的父亲当年就给史语所挑水,给傅斯年抬滑竿,母亲当年就给史语所的语言学者董同龢当保姆带小孩。只不过他全然不知道那段历史。梁思成林徽因住过的三间屋已成了房东李枝华大娘的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

但我固执地坚信,那么一批先生,在李庄生活了6年,留下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和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段历史怎么可能无人知晓?此后,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李庄。我在李庄几乎访遍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取得了不少的第一手材料。

记者:当时两岸交流的背景如何?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战场的评价是否已经有了明显改变?

岱峻:朱学勤在为林毓生的《热烈与冷静》一书所写的“编后记”中说道:“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立,那时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还止于民间,但民间交流已能悄然进行。

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新评价始于2005年9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是官方对抗日战争的全新阐释,是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肯定,也是对那个特定时空文化抗战学术报国的肯定。将中国国民党放在前面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记者:如果我们将关注的镜头回转到十年前,外人对李庄的了解有多少?李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被故意遗忘,原因是什么?

岱峻:2000年之前,李庄即使在四川也处于被遗忘的状态。那时李庄尚未通公共汽车,交通极为不便。

李庄被遗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当时迁去的所有单位,都冠有“中央”、“中国”、“国立”这样的字样,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得加上一个“伪”字。于是,阴差阳错,李庄竟成了一处不堪回首的伤心地。“中央研究院”共有19个研究所,成建制地迁到台湾的仅有史语所和数学所。1949年,毛泽东撰写并向全国播发的文稿《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中,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定为“文化战犯”。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一些人,比如张政烺、梁思永、胡厚宣、马学良、何兹全、杨志玖、逯钦立等,后来的命运大多坎坷,其主要原因就是与史语所粘连的“历史污点”。他们的回忆、自传,比如马学良、杨志玖的学术自传,大都回避或淡化那段历史。

地以人传,自古皆然;李庄却是反例。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座显赫一时的学术城竟消失得干干净净。

记者:寻访并解读李庄的历史,必须寻找到它的见证人,其中的难点在哪里?你又是如何克服它的?

岱峻:六十年以前的旧事,能在今天找到了对应,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些本来是散乱的图片连缀在一起,一下子就复活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部分图景,我觉得特别欣喜,欲罢不能。

一次,我在山里游逛,一不留神就遇上一个在土沟边理红苕藤的农民,一问,他竟然和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的儿子董敏是同学,他还记得他当年的校名就是董作宾用甲骨文题的“栗峰小学”四个字。还有一次,我遇上一个农妇,她还记得,她帮的是一户广东人家,那个先生姓全,后来我查找资料,知道那个先生叫全汉升,专门研究经济史,是研究运河漕运和寺院经济的,后来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语所当年迁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张家的后人多散居在外地。近处有两位,一是张远甫,一是张伯森。按照一位朋友为我提供的电话,我约好了时间去采访张远甫,想不到,这一次采访经历让我刻骨铭心,老人们非常信任我,将收藏了数十年的私人信件找出来让我看,他们向我敞开了胸怀,我像一个迷路的误入者,擅自闯入了一个不该知晓的私密领域。让他们在揭开人生创疤时酩酊大醉,然后恸哭不已。

记者:钩沉李庄的历史,最让你感动的人与事是什么?

岱峻:受访者张执中——他的爷爷张迎恭是“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的房东,姑妈张润辉嫁给社会所的青年研究员宗井滔,在接受我的两次采访后,也已病逝;四川省储备局的退休高级工程师廖顺江是一位找到我的办公室,激动地向我讲述的一个“老同济”,他没能看到我的书的出版就离开了人间……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亲历者已纷纷凋敝。

我第一次采访就结识了李庄羊街8号的罗萼芬老人,他的父亲罗南陔曾是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热心人,那段岁月也改变了他们家族的命运。当年,罗南陔识大局,主动协助安置外来者,并尽力斡旋他们与当地人的矛盾,还接纳了考古学家梁思永住在自己家中;罗南陔还赞同九女罗筱蕖与史语所的研究员逯钦立结婚,外侄女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以后,这个家族分崩离析。罗南陔在土改中死于非命;罗萼芬也历尽坎坷。对于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罗萼芬早就在收集资料,有心披露于世。于是,他把我的采访写作,当成是他对我的托付。他将收藏的书信、手稿、照片,倾其所有,任我索阅。

就在《发现李庄》在李庄首发的当天,81岁的罗萼芬老人捧着书喜极而泣,他忙颠颠地去见回乡探亲的九姐罗筱蕖。两姐弟翻看《发现李庄》,悲喜交集,不知不觉说了一夜的话。不料罗萼芬血压骤升,不幸辞世。次日,我得到罗萼芬之子的报丧,悲痛不已,以为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他的儿子告诉我,“岱峻老师,父亲是高兴而去的,他说他谢谢你。”

记者:从《消失的学术城》一书中我感到,你对傅斯年尤为推崇,那么至少在李庄这个特定的环境和历史语境中,他是否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学术良知?或者你还有更高一层的评价?

岱峻:傅斯年是五四那一代人,他受胡适最大的影响也许莫过于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当时,新文化运动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篇,在“主义”层面上,使新文化运动走向救亡与启蒙运动。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则在学术文化的“问题”层面上,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傅斯年是胡适“新学术之路”的实践者,从1928年到1937年上半年,他缔造和领导的“史语学派”,实现了“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豪言壮志。史语所历史组开始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流布了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史料,校订了大量史籍,提高了史学标准;语言组调查了中国东部12个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区的土语,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并开始在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李济带领考古组和中博院在安阳进行了15次殷墟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大量国宝,使纪元前1400年来的殷代传闻变成信史。史语所因而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院长蔡元培也对史语所的成绩大感欣慰,胡适也说:“英国培根提倡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在孟真手里算是做到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傅斯年既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两种思想在他身上都同样表现充分,这就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记者:在今天娱乐化的气氛中,李庄被“发现”后,有可能被误读吗?

岱峻:发现李庄,旨在探寻一段湮没的历史。但历史有时也如顾颉刚所言,是可以“层累地造成”的。我不无担忧地看到:一些接踵而至的“知情人”,把似是而非的情节似烙饼般地烙过好几回后,增添了更多的滋味。甚至虚构出大量的情节,出现了诸多谬误,这对历史是不负责的。

“发现李庄”,我是领先者;但要阻止李庄历史“层累地造成”,我无能无力。

在写出《发现李庄》后四年,我终于又有了一个重写李庄的机会。这时,我结识了一大批师友,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历史学家何兹全、逯钦立遗孀罗筱蕖、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丰富了更多细节,增加了我对那段历史的鲜活感受。

重写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我学习“档案派”的研究方法,采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数千条档案,匡正了过去似是而非的叙述,把历史还原到某人的某一天某件事,努力挖掘出藏在事件背后的原因。我注重“野史派”的另辟蹊径,在日记、书信、回忆录、民国报刊中发掘历史真相。我凭借长期的记者职业训练,重视田野调查,补充了一些知情人的口述。

除了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提高。重写李庄,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体现在我的新著中了。

记者:通过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如果有一种“李庄精神”被提炼出来的话,你认为应该如何定义?它在今天的价值又如何评价?

岱峻:“李庄”,已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其凝聚着抗战文化人心中永志难忘的爱国情结。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

时穷节乃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对于蛰处李庄的学人群体来说,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需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问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

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董同龢、李方桂、马学良等在某一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都是在物质极度匮乏、身体状况非常羸弱的情况下,进行田野考古或独立研究,完成了开山之作或扛鼎之作,奠定了某一学科的基础,惠泽至今天的后学。甚至像李济,战争与疾病夺去了他两位可爱的女儿,但仍没有耽误手头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

同时,“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协。”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哲学家贺麟1946年在昆明为自己的名作《文化与人生》作序时就说:“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

李庄曾经感动中国,中国应当永远铭记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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