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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200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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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一生著述颇丰,著作有: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主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等论文;其他著作有《经济与社会》、《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政治论文集》和《科学论文集》、《一般经济史》、《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国家社会学》。学术界对其在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历史学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贡献评价很高,下面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马克斯·韦伯纵横谈
2006年04月03日 《管理学家》

  刘文瑞 景涛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也是一个让人难以完全理解的人物。对他的学术贡献,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韦伯之于社会学,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社会学家柯塞(Lewis A. Coser)评价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对社会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成功的冷眼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方面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他的学术领域,首先立足于对当时德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其次是扩展为对西方社会转变的历史研究,再次是引申到对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几乎体现了一种要把人类社会的所有奥秘都揭示开来的勇气,相应的研究成果,统统被后人视为理论经典。韦伯所讨论的问题,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对社会转变的因果诠释。韦伯的价值,其实不在于抽象理论的建构,而在于启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思考与理解。

  韦伯其人与韦伯其学

  韦伯实际上十分关注现实,热爱生活。他的兴趣极其广泛,爱好音乐,又懂一些建筑,还对股票市场有极大兴趣。他一生积极准备着参与政治,非常关怀德国的命运,思考如何促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他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所以,韦伯常常在公众场所亮相,有点像我们今日那种在媒体上开坛讲说的学者。但是,政治却不期许韦伯,他始终未能在现实政治中显露头角,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说起韦伯的学问,人们多以社会学家看待,但这是不完整的韦伯。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尚处于草创时期。拿韦伯自己的话来说,“在海德堡,尽管已经以社会学为出发点来考虑许多问题,但作为研究社会的科学尚未在学院体系中出现。”社会学的前身,在日耳曼地区被称为国家学,用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来看,包括了历史学、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韦伯在大学里,也一直以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身份出现,一直到1909年海德堡学会成立时,他还是以历史学家的资格入选的。即使以1910年德国社会学学会的建立为标志,韦伯从事社会学研究也仅有短短的十年。他在此前的研究,无疑带有国家学的色彩。或许,正是这种综合性的国家学,才使韦伯能够成为横跨多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大师,尤其是历史学的积淀,使韦伯的研究成果有了一种洞穿时空的深邃。约翰·洛夫曾指出:“韦伯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古代史研究,只是在精神崩溃后的中期才转向当代课题的研究。”在韦伯步入学术领域的前期,他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思考方法,后来,才逐渐采用了比较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随着韦伯由历史学向社会学的转化,他开始更深入地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化问题,进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理性化历史进程及其变迁进行思考,最终落脚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

  韦伯的“专注”和“博大”

  韦伯关注的研究对象,一直在不断变化,在他的论著中,研究领域由德意志一直扩展到全世界,研究范围由经济史一直扩展到政治、宗教、社会、文化诸史。但是,这种领域和范围的变化又包含着主题的不变化,他的不变的主题,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性。有人指出,韦伯毕生的论题,就是“何为理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韦伯重点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的笔下,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所谓“祛魅”,实际上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迷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也被称为“去巫”、“去昧”。后来,韦伯注意到,理性化并不只有西方式一种形态,在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理性化形态。但是,近代西方形态的理性化在韦伯的笔下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说,只有西方式的理性,才能发育出资本主义。这种“独特性”反过来又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在韦伯眼里,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向。但在强调理性的同时,韦伯又十分重视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情感、信仰等因素,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分析,韦伯指出,西方理性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理性化与人的自由化之间的复杂张力。韦伯孜孜不倦所要追求的,就是寻求社会秩序与个性发展之间的恰当尺度。也许,正是这种理性和情感的纠结,科学和人文的交错,历史和现实的重叠,使韦伯的精神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之中。

  韦伯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而且在于他以理性和超然的态度分析了世界的理性化进程,除去了社会研究中的“神性”和“魔性”,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给人们还原了一个逻辑的和经验的社会。同时,他又在以科学冷静的方式剖析社会时,对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追求形成了超常的理解能力与同情心理。所以,在不同的人眼里,就有了不同的韦伯。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在读了韦伯的著作之后说,即使是神学家,也很少有人能像韦伯那样对宗教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心。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认为,韦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而在管理学家那里,往往强调韦伯官僚组织理论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到西方去读书,不管你学习社会科学的哪门学科,似乎都与韦伯有关,政治学要读韦伯,社会学要读韦伯,经济史更要读韦伯,法律社会学则非读韦伯不可,历史学方法论也离不开韦伯。

  韦伯研究的“两极”

  韦伯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宗教社会学》,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其中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另一部是《经济与社会》,包括他的博士论文以及经济史,也属于这一部分。这两部分构成了完全不同又互相关联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文化,一个领域是制度。这种“两极”状态导致对韦伯的研究也分为两派。在文化领域,韦伯强调,思想、观念和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而在制度领域,韦伯又强调,人的行动背后,是更具有决定作用的制度约束。后学在研究韦伯中众说纷纭,往往同韦伯在不同著作中对两个领域的不同侧重有关。在前一个领域,人们往往把韦伯看做文化决定论者,而在后一个领域,人们又往往把韦伯看做制度决定论者甚至唯物论者。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却有以偏概全的失误。韦伯在他的研究中,采用的是“理想型”方法,既把社会现象的某一部分抽取出来进行类似化学实验的“纯粹”研究。而在现实社会中,纯粹的“理想型”是不存在的。比如,化学实验用的食盐,是按纯粹的氯化钠分子式来操作的,而现实中的食盐,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杂质。因此,说韦伯的研究中同时注重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似乎要更恰当一些。

  韦伯的制度主题

  韦伯的制度研究,主要关注点在西方的领主式封建制度和基督教制度上。他力图从西方的制度演化中寻找出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进而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韦伯眼里,封建制度具有为资本主义诞生提供前提的功能。这种功能建立在它的契约性上面。在韦伯的笔下,前资本主义社会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传统权威基础上,即家长制。这种家长制在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就是领主封建制,东方则是世袭官僚制(家产制)。封建制下的领主与附庸,由契约来规定权利和义务,这就诞生了宪政的萌芽。韦伯把这种萌芽称为“准宪政主义”。而东方式的世袭官僚制,缺乏契约和权力限制,所以,不可能产生出近代宪政。他的官僚组织理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

  韦伯的这些思想不属于管理学。如果我们只是打算解决管理活动中遇到的眼前问题,那么,读韦伯的书就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打算从本质上深度发掘中国式社会与西方式社会的内在差异,韦伯的书就极具启发意义。比如,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搬来了西方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应有尽有,但实际运作却充满了中国色彩,潜在的规则和显现的规则往往不吻合。如果用韦伯的方式去探究,会对我们在制度规则体系的形成演变机制上的探讨有许多启迪。韦伯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开了制度经济学的先河。对韦伯研究颇有深度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强教授甚至认为,韦伯和现在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会使人感到学术上的今不如昔,前者是高山,后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丘陵。

  韦伯的文化主题

  韦伯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点在宗教问题上。不过,韦伯的宗教,不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宗教,而是更为广阔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意义,它借助彼岸世界和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类社会有了道德伦理,有了精神秩序。在韦伯看来,只有首先以宗教规范精神秩序,才会形成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有了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人类才能具备社会生活的常态。即宗教和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决定经济和社会。

  韦伯在宗教文化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比较方法。他致力于解释不同宗教中所包含的经济伦理与政治伦理,进而解释不同宗教的理性化程度。韦伯的比较宗教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种宗教理性化程度的强弱上面。比如,韦伯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也看做宗教,他认为中国的宗教(即儒学和老学)过于关注现实,缺乏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所以理性化程度不高。而印度的佛教则只追求彼岸世界的解脱,不关注现实世界,理性化的程度也不高。只有欧洲新教中的加尔文教,处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紧张状态之中,做上帝选民的使命和对现实社会的责任交织在一起,孕育并催生出了资本主义。

  对于我们来说,读一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著作,有助于廓清文化研究中的迷雾。比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文化到底是什么?企业的价值观念应该如何确立?现实中的价值观念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形成的?这些问题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惑。在有些企业家那里,文化建设仅仅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好一些的,则把文化建设当作维系人心和凝固力量的工具,从人的本质角度探究文化底蕴,从超越功利出发进行文化建设,对不起,则往往十分遥远。韦伯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科学与宗教的沟通——现代社会的困境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韦伯的制度主题和文化主题,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互补和镶嵌融为一体,这就是科学和宗教的沟通。科学产生技术理性,宗教产生救赎伦理;科学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宗教寻求理想世界的最后归宿。二者之间的对立,使现代人处于非此即彼的焦虑之中。至今我们经常看到的科学主义和人文关怀之争,实际上是这种科学与宗教对立的逻辑延伸。韦伯小心翼翼地沟通二者,寻求二者的统一。也许,这才是韦伯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

  当代研究韦伯的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的这一贡献有着学术性的说明:“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国内研究韦伯的专家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15日)

  不管从那个角度,韦伯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尤其是学理上的思考。在喧嚣的社会中,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已经很少认真冷静地思考人类命运了,学术也越来越功利化了,韦伯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学术的厚重和虔诚。有人曾经用讽刺的口吻说:“谁掌握了对韦伯的阐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的牛耳。”我倒觉得,把这句话中的揶揄语气去掉,可能更符合实际。面对像韦伯这样的大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以为然!

马克斯·韦伯:最后的博学者

2006年04月03日 13:37 《管理学家》

  马克斯·韦伯一生著述颇丰,著作有: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主要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等论文;其他著作有《经济与社会》、《音乐之理性的和社会基础》、《政治论文集》和《科学论文集》、《一般经济史》、《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国家社会学》。学术界对其在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历史学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贡献评价很高,下面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赞誉说:“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的评价:“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思认为,“韦伯是惟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认为,韦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把判断与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其确定性进行核对的能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德国著名的韦伯研究学者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强调了韦伯对官僚组织之外的民选领袖的认识,指出:韦伯“将伟大政治领袖的产生作为议会民主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源泉。”

  英国学者戴维·比瑟姆则突出韦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指出:韦伯在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主义价值立场,正是以对民族文化价值的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为核心的。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休斯曾经指出,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

  英国学者麦克雷认为:“从某个观点来说,韦伯是个历史主义者,韦伯开始的着眼点是把社会学视为史学,对他而言,所有人类的实相都可以在时间的向度里及史家的方法论中被理解”。

  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双重意义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双重意义在于,法律合理化同时表现为目的合理经济行动和行政管理行动的机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动的下属体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摆脱它们道德实践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圈外大师 德国的亚当·斯密
2006年04月03日 13:56 《管理学家》

  刘文瑞 方由林

  读过管理学教科书的人,都不会对韦伯陌生。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似乎被人忽略了,就是有一些对管理学贡献巨大的大师级人物,却置身于管理圈外。反过来,有一些本来是在管理学圈内造诣颇深的人物,最终却“移情别恋”走出了管理学的边界。前者如社会学家韦伯,后者如由决策理论转向人工智能的西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管理学的与众不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

  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人说,如果弗洛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能有所收获。疾病的折磨使韦伯放弃工作去度假。他到处旅游,1904年,他到了美国。这块大陆上的生机勃勃和社会平等,使他转向了社会学。美洲的启发,孕育出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此,他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到处耕耘,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政治等等,似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他的专长,近代科学的专业分工在韦伯那里失灵了。

  韦伯的成就在学术,但他本人的志向却不在学术。他一直热衷于现实政治,从他写的大量关于德国现实的评论和文章就可以看出,他渴望从政而且充满了自信。但政治却不待见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满怀信心参加德国民主党,并竞选党的地方领袖,结果坚信自己能取胜的韦伯却被当地的一个无赖宵小击败。即使在学术上,他也由不得自己。他最拿手的是社会学,但慕尼黑大学在聘任他为经济学教授时,在聘书中明确要求他不得在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韦伯只能听从这种命运安排,同时又不甘心,好在大学的自由度较大,使他能够挂羊头卖狗肉,给学生在讲授经济学时不断夹带他的社会学思想。

  虽说人们并未给马克斯·韦伯冠以管理学家的桂冠,但他的社会学研究与管理密切相关。他提出的权威理论与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不管是现代企业组织还是政府组织,不管是管理体制还是管理思想,现代管理学深深打上了韦伯的烙印。管理离不开组织,韦伯的组织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基石。所以,有人把这位大师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学术影响是在他死后形成的。他的夫人玛丽安娜坚信自己丈夫的学术成就是非凡的,不遗余力地出版介绍韦伯的著作,但并未引起当时人们足够的重视。真正把韦伯推到大师地位的,是社会学家帕森斯。他在德国上学时,就以韦伯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回美国后,帕森斯不但翻译出版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在自己的结构功能主义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介绍了韦伯的思想。此后,韦伯在全世界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反过来,这种“出口转内销”,又引发了德国对韦伯研究的热潮。历史在这里又开了个玩笑:韦伯的理论致力于“祛魅”,但他自己在身后却被人加上了种种耀眼的光环。“天才”、“学术巨匠”、“一代伟人”等等头衔数不胜数,包括给韦伯写传记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也认为,韦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研究韦伯的著作连篇累牍,甚至韦伯与弟媳爱尔莎之间的“柏拉图式”爱情也成了学术题目,可见人们对他多么重视。

  韦伯在学术上的深远影响,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和发展上就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一些世界级的跨学科泰斗们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战,长达十年之久。其中最有名的,包括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阿多诺(他曾以说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警句而闻名)争论的社会科学逻辑问题,社会学大师帕森斯与马尔库塞争论的社会学“价值中立”问题,德国社学会学会主席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和绍伊希(Erwin K. Scheuch)、阿多诺争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这些重大争论,有的是直接来自韦伯的命题,有的是间接受韦伯的影响。可以说,韦伯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整个社会科学的一场风暴,而且余音一直波及到现在。

  三种权威

  有社会组织的地方就有统治和管理,有统治和管理就得有统治的道理,人们服从统治的道理就构成了权威。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实现组织目标,推进社会发展。马克斯·韦伯是对权威进行理论剖析的第一人,他对权威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正当的(或称为合法的)权威不外乎三种历史形态。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韦伯认为,组织与权威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都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这即就是著名的权威理论。

  1. 传统型权威

  传统型权威是一种最古老的权威形式,来自于习俗、惯例、经验、祖训等等。由传统权威支配的社会组织,统治者依照传统形成的组织规则来治理臣民,芸芸众生对长官的服从来自于传统赋予长官的固有尊严。这种社会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长制。在家长制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并非“上司”与“下属”的关系,而是主子与奴仆、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他们所遵从的规则,是社会传统的习俗和惯例,而不是法律制度。传统权威的本质是“顺从”。

  传统型权威支配下的社会组织有三种亚形态,即族长制、世袭官僚制与封建制。族长制是传统权威统治的最初级形态,起源于氏族社会,但它大量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之中,既便现代社会中也不乏这种组织形态的存在。各种家族制企业、乡土社会组织以及初级形态的帮会等等,仍较多地拥有传统权威特征。世袭官僚制与封建制是传统型权威的两种进化形态,是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规模扩大与制度细化的结果,是由氏族组织向国家及其他大型组织转变时出现的更高级形态。

  2. 魅力型权威

  这种权威又可称之为超人权威或神授权威,它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所谓魅力,即一个领袖人物的超越凡俗的品质,它可以是不同凡响的气质、人品、性格、学识、智慧和能力,也可以是凡人不能理解的神授魔力。具有魅力权威的领袖人物,必须拥有某种超人类甚至超自然的,也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超人权威的本质是“敬仰”。

  魅力型权威的核心是个人崇拜,这种组织所依赖的往往是某种信仰,而不是强制性因素。所以,要维持个人崇拜组织的生存发展,领袖人物就必须不断地以某种新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魅力。这就像现在体育明星、演艺明星一样,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为“粉丝”提供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崇拜者的兴奋和激情,否则就会失去其受人崇拜的魅力。所以,这种权威是最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一般来讲,伴随着领袖的魅力的失去,这种个人崇拜组织就会转化为传统型组织或法理型组织。这种转化过程,即社会学中常说的“祛魅”。

  3. 法理型权威

  这种权威又可称之为法定权威,是建立在相信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的合法性基础之上。法理型权威以规则为统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只有根据法定规则所发布的命令才具有权威,人们普遍遵守规则、信守规则,规则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法律和规章有契约式的,也有强制式的,但是,法理权威的形成依赖于法律和规章表现出来的理性。“通过协议的或强加的任何法都可能以理性为取向,即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制订成章程,同时有权至少要求团体的成员必须尊重它。”正是这种从理性所衍生出来的规则成为了法理型权威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法理权威的本质是“理性”。

  法理型权威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理性追求的体现。相对传统权威和超人权威,它最稳定且最有效率。这种权威下的组织关系是法定的,组织的行为规则体现了理性。所以,它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权威类型,其他两种权威最终会向这种权威演变。

  韦伯的权威理论,从学术上理清了人类社会权威的头绪,对繁杂的权威现象进行了类型学论证,试图揭示权威背后的本质含义。不管是赞成韦伯观点的,还是反对韦伯观点的,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都跳不出韦伯构建的权威体系。甚至在有关权威的术语上,三种权威的词汇和表述都成为后人很难超越的范式。管理离不开权威,所以,管理学研究也就离不开韦伯。很有意思的是,在管理学著作中,对韦伯介绍的详细程度,同著作的普及程度成反比,同著作的学术深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对管理学研究得越深入,韦伯的重要性就会越明显。

  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对人类社会权威的理论研究,在逻辑上的引申就是组织理论。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韦伯是对组织结构进行正式分析的明智的前辈。他想设计一个有关权力和活动之间的关系的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结构蓝图。”韦伯的著作,是其他管理学家对组织进行正式分析的重要依据。例如,亚利桑那大学的登哈特(Robert B. Denhardt)在他的《公共组织理论》一书中,关于组织的思想传承专辟一章,只讲三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有的管理学著作,都绕不开韦伯的组织理论。在这一意义上,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三种权威,使组织呈现出三种不同类型。传统型权威所构成的家长制组织,不是建立在成文规范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式的个人忠诚基础上,这种组织的内部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这种组织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被惯例和习俗所限制。农业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魅力型权威所构成的个人崇拜组织,基本特征是没有程序规则,缺乏等级和部门分工,因而没有稳固的制度基础,不可能持久。这种权威依靠“克里斯玛”(charisma)即超凡魅力而形成,所以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式组织,往往产生于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在革命时期或转型时期常常出现。法理型权威所构成的官僚组织(bureaucracy),建立在人们对规章体系的理性信任基础上。所谓“官僚”,是指这种组织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含有一般语境中使用“官僚”一词的贬义。为了避免误解,有些学者把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改称科层组织。韦伯认为,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形态。

  韦伯指出,在这三种组织类型中,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因为无法保持领袖人物魅力的弥久弥新,或者领袖人物隐退去世等等,个人崇拜组织从诞生起,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例如宗教组织在其创立时必须依赖于领袖的神圣光环,但要将信徒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教义和规则,它就开始转变成传统组织。古代王朝的创立时期,常得益于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们信赖他那种拯救社会的神力,对乌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对领袖的拥戴,并焕发出“打江山”的动力。而一旦转入“坐江山”,就得实现权威的转变,把神力变成传统,制定典章制度,个人崇拜组织随之平凡化,变成传统组织。

  传统组织与官僚组织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实质有很大不同。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 它的合理性来源于三个方面:①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②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③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这种组织的形式、结构和运行机制,表现为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体系。它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具体表现为它仿佛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具有精密的结构设计,从而具有特定的功能,功能的发挥是依靠所有部件的紧密咬合和秩序协作而完成。官僚组织充分地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的追求是通过稳定的、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且运作协调的组织体制来谋求效率。所以,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法治是官僚制的灵魂。韦伯认为,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官僚组织能够取得最大效率。而从工具理性角度上来说,这种组织是进行社会管理最合理的手段。官僚组织在精确性、稳定性、严格的纪律性、可靠性等方面,比其他组织形式都要优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规模社会组织迅速成长起来,官僚组织是人类迄今发现的管理大型组织的最好模式。相对于传统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来说,官僚组织的实质,就是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屏蔽情感,崇尚科学。

  后来人们对韦伯所描述的官僚组织有多种概括,但最主要的内容。不外以下几点:

  (1)专业化分工。分工原则本来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大厦,基石就是劳动分工。但是,韦伯则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分工问题,他把专业化和人类理性紧密联系起来。从斯密到韦伯,分工的意义也从劳动效率发展到社会结构。韦伯的官僚组织,强调组织中根据专业技术的分工和人类理性的关系。分工的实际意义,不仅仅在于斯密强调的提高效率,而且在于消除等级社会的人身特权。在韦伯的分工体系中,人的差别只有技术能力的差别,而不再是身份和社会差别。所以,组织成员的选拔,必须采用考试方式。专业能力替代了个人效忠,权力和责任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这些权力和责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在组织之中。由此形成的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分工方式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形成新的以理性为准则的组织关系,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

  (2)等级制。等级制自古就有,而韦伯的官僚组织等级制与众不同。官僚组织中的职位,按权力大小和“命令-服从”关系,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级序列。这种等级制同以往的社会分层有着实质上的区别。以往的社会分层,如国王、贵族、自由民等等,是按人格身份形成的。官僚组织中的等级制,则是按组织权力形成的。这种权力摆脱了对人身的依附,其实质是专业技术和知识差异。所以,这种等级制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特权。在中世纪,家道中衰而穷困潦倒的贵族大爷,可以在精神上傲视那些珠光宝气却俗不可耐的下层暴发户,在物质上享有平民无法企求的各种优待。但在官僚组织中,这种依赖于社会等级形成的上下悬隔不复存在,是制度而不是身份赋予等级权力。在韦伯的官僚制组织中,成员有职权的高低大小之分,但却没有身份地位高低贵贱的区别,正是官僚制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中森严的社会等级,为建立近代以来的人人平等的契约型社会创造了先决性的条件。

  (3)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在韦伯的理想状态中,官僚制组织的构建形成、部门分工、职位设置、成员选拔,一直到组织的运作,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是由法律制度(不光包括成文制度,也包括不成文制度)明确规定的。这些法律规则由组织成员协商而达成,或者由组织上层提出,但其成员以理性思考权衡而接受。因此,组织的一切规则都是理性的。任何组织成员,都依据这种规则而行事,上至组织的最高领导,下到基层普通职员,无不例外。他们服从的是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是因人而异的举措,或者是个人的偏爱喜好。就连非常具体的报酬问题,也应当以固定薪金制来体现规则的力量。在这里,“人治”被彻底摒弃。但是,由于官僚组织只体现工具理性而排除了价值理性,所以,官僚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行政的或执行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或情感的载体,所以,技术官僚不是法规制度的最终渊源,它必须服从于民选的政治领袖或拥有所有权的更高主人(如股东)。这种官僚组织,实际上必须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上。

  (4)非人格化。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令人着迷而又困惑的工具理性

  社会行为是韦伯社会学里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前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不外乎是由以下几种追求决定的:第一,目的合乎理性(即工具理性)。第二,价值合乎理性。第三,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需要。第四,约定俗成的习惯。韦伯把决定社会行为的这四种因素都归之于理性(即合理化)。而这四种因素又分属于主观的和客观的。价值合乎理性与情感合乎理性,属于人们的主观性的判断,是主观的理性;目的合乎理性与习惯合乎理性,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性因素而改变,属于客观的理性。社会行为具有理性,管理当然也要追求理性。

  相形之下,韦伯对工具理性具有明显的偏爱。这种偏爱,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大大深化,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改变了人的思想,技术改变了物质世界,机器改变了劳作方式。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感情因素和价值因素在强大的科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祛除它们也就成为了必然(这种影响甚至冲击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爆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实际上就是在人生观讨论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论战,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把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攻击得一败涂地,不过,从理论的彻底性来说,张君劢并未认输)。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韦伯的理论反映了这种需求,同时也适应了这一历史性诉求。与韦伯同时代的“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在他们的管理学体系中,无不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追求。相形之下,在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腕中,韦伯对工具理性的研究最为透彻。

  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至今在学术界不可动摇。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在政治学里,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如果连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备,谈何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总体上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

  但是,韦伯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如何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至今是学界的关注热点。争吵不休的学术论争中,韦伯当年回避的困惑至今尚存。比如,在经济学中公平和效率的争论,在哲学中目的和手段的争论,在文化领域中科学与人文的争论,等等。这种讨论,从多个角度试图回答韦伯的困惑,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韦伯的贡献。

  身后的是是非非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自诞生至今,对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非常深刻。20世纪40年代以前,韦伯的影响还主要在欧洲,但自从《经济与社会》被译成英文之后,他的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过二战以后,人们发现,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企业组织,绝大多数都同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相符。可以说,韦伯影响了西方世界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的历史进展。中国如今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制(科层制)。

  影响越大的理论,越容易产生来自各方的质疑。一种世界性的理论,必须经受反复的批判和锤炼。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韦伯的批判几乎不绝于耳。但令人惊奇的是,种种批判甚至是言辞激烈的声讨,迄今似乎还没有撼动韦伯理论的根基。

  随着官僚组织的迅猛发展,西方管理学界、社会学界甚至政治学界,都有学者对韦伯进行反思和批评。官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出的种种问题,使人们把责难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韦伯。在许多人眼里,官僚组织已经成了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管理僵化、精英集权、否定民主的代名词。对韦伯批判最为激烈的组织理论家沃尼·本尼斯甚至断言:“从60年代开始算起的50年里,人们将目睹并亲自加入官僚制的送葬队伍”。但是,时至今日,本尼斯为官僚组织预言的大限已到,官僚组织尚未看到生命终结的迹象。相反,也有不少人发出了“官僚制过时了吗”的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批判反而彰显出韦伯的大师地位。不过,批判中不少很有份量的成果,虽然没有打破韦伯范式,却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韦伯的局限和漏洞。韦伯并未终结历史,他的大师地位是里程碑性质的,管理理论的大道,在韦伯之后依然会向前延伸,甚至更为宽广。

  韦伯身后,对官僚组织理论的反思基本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反思

  官僚制的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性的异化,人的个性与感情因素,在官僚组织中被完全排斥,人变成了庞大官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韦伯自身对这种理性机器的发展前景也持悲观态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从梅奥的霍桑实验开始,研究组织中人的感情和情绪成为管理学中的热点,不少人致力于管理中人的主体性探讨,“人本原理”的提出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对韦伯做了补充和修正。这些理论反思和创新中,以诺贝尔奖得主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最具有突破性。在韦伯那里,官僚组织体现的是完全理性。而西蒙在肯定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使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变成一种可靠的现实追求。这种“有限理性”思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甚至在经济学中也引起了较大反响。再进一步,非理性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热点。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2.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反思

  理性官僚组织推崇价值中立,追求工具理性,强调形式合理与程序正义。依据官僚组织理论设计的组织,很容易演化成用工具理性排斥价值理性,具体表现为片面地追求程序与形式。本来,组织的规则、程序是实现组织目标与价值的手段,但是,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却会使目的与手段倒置。当官僚组织为实现它的目标而不断地完善工具手段时,手段日益成了管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组织会形成规章迷宫,繁文缛节,职业官僚只会根据僵硬的规章例行公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违背理性设计的初衷。这一问题,韦伯当时就有所警惕,但估计不足。20世纪70年代,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指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地与效率更高的官僚制的兴起相联系,与以更加形式理性化的方式组织社会各个层次的交往活动相联系。韦伯认识到,这个进程最终可能导致出现‘新的奴役铁笼’。在这个铁笼中,各种以价值为取向的社会行为会被威力巨大的官僚制结构所窒息,会被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牢固网络所扼杀。个人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但是,这种反思所产生出来的改革思路和方法,多数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官僚制。许多文章在指出官僚制演化产生的种种弊端后,所提出的方案与其说是要破除官僚制,不如说要恢复官僚制的本来面目,其实质还是立足于工具理性,提高效率。只有少数文章和专著,如阿吉里斯的《个人和组织》、戈尔姆比斯基的《人、管理与道德》和《组织更新》,试图以人的发展和价值理性来打破官僚组织范式。有的学者(如登哈特)认为,戈尔姆比斯基提出的“终极价值”和组织发展观,有可能成为超越韦伯的起点。

  3.对官僚制与民主制关系的反思

  官僚制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从上向下形成单向的命令链,即所谓的“官僚集权”体制,这与现代的民主化管理的趋势相悖。现代民主倡导“对话”机制,反对“独白”机制。而官僚组织运作,恰恰是“独白”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一指挥和行动一致,但不能实现上下之间的有效沟通,处在高层的领导不能有效地收集有关组织本身与环境变化的信息,也不能实现下级对上级的有效监督并防止权力的异化。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在打破官僚制“独白”体制上独辟蹊径,从另一方面论证了组织的理性。哈贝马斯强调,理性不一定就是命令与服从,通过交往协商从而达成协议才是真正的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官僚组织与民主制度之间的断裂带。但是,交往理性在操作意义上的实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总体来看,韦伯虽然是20世纪初期的人物,但他的官僚组织理论生命力至今尚存。在这一意义上,韦伯依然是今天的大师。只有管理学发展到出现了新的理论范式彻底取代官僚组织理论之后,我们才可以告别韦伯,使他归宿于历史。


误入歧途的经济学——马克斯·韦伯思想剪影
2008/3/4 来源:《人物》
 仅从经济学视野来看,被不无道理地讥为“思想采石场”的韦伯,比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更有哲学深度。在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斯·韦伯对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非理性的本质,对于“客观的科学知识”包藏着的疯狂的冲动,抱有一种极为深刻的悲观。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思想史家、法学思想史家。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后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

  1894年,韦伯放弃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的机会,接受弗赖堡大学聘请,出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在韦伯思想发展史上,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韦伯的学术兴趣从史学、法学转向经济学的开始。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韦伯转入弗赖堡大学国民经济系,是要拯救在他看来已误入歧途的经济学。

  1896年韦伯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至1903年期间韦伯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1913年,因为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为代表,对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宗教学都有深刻的影响。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以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支柱的思想,把与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的研究。

  仅从经济学视野来看,被不无道理地讥为“思想采石场”的韦伯,比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更有哲学深度。在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斯·韦伯对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非理性的本质,对于“客观的科学知识”包藏着的疯狂的冲动,抱有一种极为深刻的悲观。但一百多年来,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大都看不起韦伯的经济学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韦伯揭穿了西方经济学的“皇帝的新衣”。

  误入歧途的经济学

  1895年,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的主题是阐明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的关系。实质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演讲看作是一位新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是对经济学的自我身份的声明,其核心问题在于揭露被遮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对当代中国人特别亲切的是,韦伯从农民工问题开始他的论战。农民工问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腾飞后普遍出现的问题。韦伯挑明了一个事实:在所谓纯粹的经济学框架里,这一问题甚至是无法获得描述的,就不要说解答了。

  当时的德国工业腾飞,城市化一日千里,经济学的沙龙气息一天天浓厚,但是韦伯只谈农民。此前几年,韦伯一直在对东普鲁士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在发生变化,当时德国面临的是国际性的农民工流动问题,主要是波兰农民廉价劳动力涌入德国东部边界,抢了德国农业工人的饭碗,造成德国农业工人纷纷下岗失业,背井离乡往德国中部城市流动。韦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直接命中“纯粹经济学”的要害。当时德国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对人口流动引起的失业问题听之任之。因为按照自由竞争的原则,外来人口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因此,外来人口占领德国东部的劳动力市场,驱逐世代居于此地的农民,是符合自由竞争的精神的。

  韦伯不客气地指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韦伯提出了针锋相对之政策,即立即关闭东部边界,把外来人口挡在那里。韦伯认为,在德国东部边境发生的人口流动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胡诌的劳动力价格问题,而是劳动者本质问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背后,是普鲁士大地主反自由、不人道、低效率的奴隶制农业,驱逐、消灭世代崇尚自由的德国小农的现实,是心甘情愿忍受压榨的波兰农奴对容克大地主庄园的支撑。经济学上看似不赖的局面,掩盖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败坏。

  韦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经济规律、经济学的独立标准,按韦伯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韦伯不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发言的,他想强调的是,如果要保持德国东部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德意志独立自主的民族特性,必须关闭边境,禁止波兰移民,并借助国家的力量,对农业进行大量补贴,甚至彻底清算大地主庄园的生产方式。

  在这篇教授就职演说中,韦伯希望借以阐明的是对经济学本质的理解。经济学的第一本质是什么?“经济不过是一个延伸,是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因为“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易北河东岸的贵族(容克)雇用廉价的波兰劳工以及由此导致的德国小农的城镇化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却是灾难性的。德国东部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特性,必须通过关闭波兰移民的边境并对农业进行补贴才能得到挽救……” 也许这句话听上去没有那么冠冕堂皇,但它很诚实。

  攻击“幸福经济学”

  众所周知,诞生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是以调制人类“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经济学观,政治经济学唯一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在于添油加醋,增进人类生存的愉悦。从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论证儒家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强烈地反对他认为是俗不可耐的幸福经济学,反对“普遍幸福”的幻象,反对普遍人性的修辞术。

  只要考虑一下英国资产阶级“羊吃人”的发家史,就不难知道,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普遍的幸福”。所谓超国家、中立、普遍主义的经济学之不可能,犹如“正的负数”“圆的正方形”之不可能。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说的:“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尽管在最终取向上南辕北辙,但是韦伯受马克思的思想方式影响甚深。韦伯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来攻击“幸福经济学”的假相:“你只要想想人口问题,每个人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合法的幸福会在未来的某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人类自由行动的机会。”韦伯甚至引用但丁的《神曲》中地狱之门上的格言说,现代世界容纳不下这种头脑简单的幸福主义者,容不下所谓普遍幸福的渴望。

  作为一个西方世界公认的自由主义者,韦伯并没有鼓吹尼采的权力意志或国际关系上的超人哲学,他不仅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而且是最为亲英美的德国思想家。韦伯对英国式幸福最大化经济学的憎恨,来自更加深刻也更加本质的忧虑,那就是虚假的幸福经济学,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猪猡的联邦”,使一个伟大民族在纸醉金迷和享乐主义中堕落和土崩瓦解。

  在韦伯看来,所有伟大民族的真正历史使命,并不是能给后代留下了多少家产、多少财富,而是留给后代多少自由行动的空间与生存意志。韦伯直截了当地写道:“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酒足饭饱,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这里,韦伯把国民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和盘托出:“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素质。”当时,德国在统一后的30年里突飞猛进,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超越英法而与美国并驾齐驱。作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德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第二帝国蒸蒸日上,科技发展、经济总量处于最佳状态。但韦伯看到了德意志民族经济、政治、人文发展不平衡所酝酿的危机。这种危机,从经济学上来看,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忧患意识,正在简化为人均收入多少、住多大的房子舒适、开多好的车气派等幸福论。从马丁·路德到康德、黑格尔、席勒、荷尔德林以来,萦绕德国人的本质的精神性问题,即德国人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正在被遗忘。

  什么是幸福?是英国经济学哲学大师边沁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动力。马克思说,边沁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正如当代哲学家诺齐提出的质问:“如果说快乐是衡量善的标准的话,那么,吸毒也可以带来快乐,吸毒可以是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吗?”韦伯强调,关键的东西并非和平与人类的幸福,而是为保存和繁衍民族而进行的永恒斗争。

  韦伯说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的素质:“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心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未来将认我们这一代人为素质的祖先。我们致力于以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为本民族的后来者树立先驱。”

  韦伯认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毛,向国民公众灌输一种“软不拉叽的幸福主义”、以数学模型麻痹人民的政治敏感性,以市场的市侩伦理误导政治决策者,这乃是德国学术的根本危机。韦伯斩钉截铁地说:德国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学,而绝不是什么似是而非的“国标”经济学,德国经济学思想必须建立在良知、天命、德行的基础上。

  愚蠢还是伪善:“价值中立”

  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最大误解,就是他的“价值中立”思想。价值问题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的核心。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使其经常处于左和右交叉火力之下:一方面被指责为伪善和理论的乡愿,假装客观;另一方面被指责为贬低价值,为不择手段大开方便之门。他也同样受到来自两方面误解者的“支持”,一方面认为“价值中立”使社会科学免除“道德专制”;另一个方面认为“价值中立”使人的政治行动不受道德纠缠。

  然而韦伯的本意是明确的,即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总是先于科学研究,前者是后者的动力,而不是相反。科学虽然能够且应当揭示背后的价值判断,却不能评判价值。科学只能反身去认识价值,而不能判断价值是否正当。因此,韦伯的所谓“价值中立”,更多的是指科学在价值判断上的无能为力,而非要科学放弃价值分析,更不意味着科学本身无价值立场。“要是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意义的信念,一切分析具体实在的尝试都毫无意义”。

  事实是,韦伯对那些自称不持任何价值立场的“客观”科学,始终抱持非常警惕的态度,因为这种貌似中立或客观的科学,对自己的价值立场持一种全然的非反思态度。而自命“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中抨击的头号靶子。在韦伯看来,明确标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比那种或是出于对自己的价值立场的非反思的无知,比那种明目张胆的自欺欺人,更符合科学的要求。

  韦伯猛烈抨击的,是这样一种“纯粹经济学”的理论偏执狂:它以一种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傲慢地把民族的、族群的价值观,统统贬低为“偏见”,认为应当采用“经济学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事实,而“不受感情好恶与价值立场的影响”。而政治权力被化约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与生产方式的保姆或擦鞋匠,即政治要服务于经济利益。因为经济利益是一种“普世价值”,超越民族、国家及文化,并将随现代经济的扩张,普照世界各地,“一切人类成兄弟”。韦伯强调,如果有一种文化价值可以成为超民族的普世文化的话,这种文化价值只能是幸福主义的,只能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这样一种经济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的“愉悦”。然而经济活动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中性的、非价值的活动,不能认为使经济达到最高程度就算完成了使命,会在“永久和平”取得人类的最后胜利。

  韦伯断言,经济学不能仅仅以丰衣足食为目标,如果这样的话,它将损害民族发育的利益。国家放弃干预经济,最终结果只能是人间地狱。“自由贸易”总要以特定人群的自由为代价,“看不见的手”总是以特定人群的口袋为目标。“让事实自己说话”,以使反对者闭嘴。这是“所有的陋习中最令人恶心的”。只允许“事实说话”,从“绝对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只是某一民族或阶级的特殊利益。如果听任“纯粹的经济学家”声称他们的学科是“去道德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科学,最终结果只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道德堕落的学科。在得失取舍之间,唯一可以依赖的根本不是供需曲线,而是负责任的政治决断。

  天职与禁欲

  在韦伯对现代社会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产业地域分布、职业统计、宗教构成、教育类型等诸多因素的考察,着重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在韦伯看来,对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影响的酵母,应该到西方宗教精神,尤其是新教精神中去寻找。

  “新教”,原意为“抗议者”,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教派以及随后又从这些教派中分化出来的更多教派(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虔信教、卫理公会、浸礼教派等)的统称。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尤其是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忏悔期限论等内容,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是新教伦理也是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精神具有以下的含义:其一,对金钱的追求或者通俗地说赚钱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原则”,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而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其二,赚钱,表现着一种“与一定宗教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情感”,是资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换言之,赚钱,这是一种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留有宗教“天职”的成分,有钱不赚、失去赚钱的时间和机会等于渎职。“天职”一词“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认认真真地完成上天所交付的世俗使命,“敬神如神在”,是韦伯眼中的新教伦理要旨。在韦伯看来,赚钱的天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认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合理特质;而在新教伦理中,禁欲主义更是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它使一个人能够抑制感情,坚持按照清教所宣扬的永恒动机行动。禁欲主义最紧迫的任务在于,通过使其信徒的行为规律化,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让他们能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在韦伯看来,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强制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

  通过相得益彰、互相促动的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把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促进财富的增长,完成上天交付的世俗使命。这大概是韦伯思想的基本内容。所以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

  实际上,如果没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不仅无法产生,更无法维系。英美经济学的基础功利主义,核心思想是“幸福最大化”。古代人把美德理解为幸福,近代人视利益为幸福,现代人把幸福理解为感官享乐。正是追求个人生理和心理欲望满足的享乐主义、快乐主义成为人们崇尚的目标,个人对于快乐和欲望满足的追求甚至成为哲学的主题,个人不放弃任何寻求快乐和欲望满足的机会成为宗教信条,自由市场为购买快乐提供了无所不包的储备,资本主义才获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韦伯提出新教伦理的真正目标不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知识考古,而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神学批判。他看到了,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市侩哲学、投机心理于一身的幸福最大化理想,不论其初衷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导向虚无主义,从而包含了资本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危机。正如古希腊、古罗马后期沉湎于物质享受,奉行快乐主义而走向衰落一样。没有价值追求和丰富精神文化的社会是不可能正常发展的。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一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这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的一段话。韦伯被欧美学术界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这位生性悲观,据说一辈子没开过玩笑的教授,将继续使人类幸福列车上的乘客感到不舒服。也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旗手弥尔顿在《失乐园》所忧惧的那样:财富毁灭的人类,比贫困毁掉的要多得多。


马克斯·韦伯对关于报酬的两个神话的终结
2006年04月03日 14:03 《管理学家》

  孟超

  提起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人们更多想起的是他作为社会学家的一面,对于他在管理领域的贡献,多提及的也只是关于组织的三种权威类型和官僚集权理论。或许与被誉为行政管理理论之父的亨利·法约尔一样,有着组织理论之父美誉的韦伯所提出的管理思想和主张在现代的管理文献中实在是太平凡了,因而常被看成是极为一般的东西。这就使得他在管理方面更多的闪光之处为世人所忽视。这里,我们从韦伯在1904年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看一看闪耀在韦伯管理思想中的动人之处。

  组织成员主要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吗?

  在现代组织中,为了保证从组织成员那里取得最大量的贡献,计件工资制、佣金制、提成制及其他衍生形式是组织中最常运用的技术手段,也被普遍认为是极为有效的手段。这是因为从逻辑上讲,由于能够加快收获速度,组织的利益也随着劳动效果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组织只需一再提高组织成员的计件工资率,给他们赚大钱的机会,就足以使他们有心提高自身的效率。但是,现实中的人们常常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提高计件工资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工作不但没有更多,反而更少了,因为组织成员对提高计件工资做出的反应,不是增加他的工作数量而是减少他的工作时间。

  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韦伯以最普遍的计件工资制为例进行了分析:如果一个人在工资率为每英亩1马克时,每天收割量为2.5英亩,挣到2.5马克;当工资率提高到每英亩1.25马克时,他不是收割3英亩,从而挣到3.75马克,尽管这是他可以轻易做到的。相反,他仅仅收割2英亩,这样仍旧能挣到他所习惯的2.5马克。简单的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多挣钱的机会不如少劳动的机会更有吸引力。在这里,组织成员不是提这种问题:如果我尽量多干活,一天能挣多少钱?而是问:为了挣2.5马克的收入,我必须干多少活?因为我过去就挣2.5马克,而且足以满足我传统的需要。

  因此,韦伯指出:在工作的时候至少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即不去时时盘算如何以最舒适和最少劳动的方式取得惯常得到的工资。相反,组织成员必须把劳动本身当做惟一目的、当做天职去完成。在此基础上,韦伯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这种态度既非天性的产物,也不是单凭高工资就能唤起的,它只能是长期热诚教育过程的产物。

  于是事实呈现在管理者面前:组织成员为了钱而工作,也为了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而工作,在满足了一定物质基础之后,他们更可能是为了乐趣而工作。如果组织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倾向于以金钱来收买自己的成员,结果,缺少组织价值理念等组织文化教育熏陶的成员也由此而缺乏忠诚与献身精神。

  低薪一定意味着低劳动力成本吗?

  现代传媒充斥着很多关于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通过解雇组织成员,或将工厂迁往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以实现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报道。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组织谋求竞争优势的一条金科玉律。其中的逻辑链条似乎也顺理成章:薪水等同于劳动力成本,削减薪水将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低薪意味着低劳动力成本。不过这条被奉为圭皋的说法却隐含着一个致命的错误: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既涉及组织向其成员支付报酬的多少,还涉及组织成员产出的贡献大小。换句话说,衡量劳动力成本既要看投入,也要算产出。

  韦伯就针对当时欧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普通的西里西亚人,当他全力工作时,他所收割的土地面积可能只是报酬较高的波美拉尼人收割面积的三分之二稍强。显而易见,前者薪水低而劳动力成本高,后者则恰恰相反。有鉴于此,韦伯批评那些认为低工资和高利润似乎是相关的人,也就是那些认为一切以工资形式付出的东西,似乎都会使利润相应减少的人是肤浅的观察者。韦伯具体的指出:即使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凡是生产某种商品需要熟练劳动,需要运用很容易损坏的贵重机器,或者需要敏锐的注意力和首创力,低工资都是失败的。在此低工资毫无用处,而且其后果往往与意想的相反。

  因此,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劳动力成本是薪水和产出水平的统一体,如果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就需要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低薪这种表面如此有效的方法,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低薪决不等于廉价劳动。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除了薪水之外,也必须考虑人员的产出水平时,那么在人员经验缺乏、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低薪不仅不会降低劳动力成本,反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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