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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批判英国人

2008-06-06
拿破仑
拿破仑批判英国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朱维铮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 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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