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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落形态视角研究古国起源

2019-07-05
古代文化,聚落形态,古国起源
从聚落形态视角研究古国起源
——访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21日第1718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山东古国早期形成的过程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缩影。近年来,考古学界运用关于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尤其从聚落形态的视角,在海岱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做出一系列有益探索,在信史资料稀缺的条件下,丰富了对古国起源的认识。考古学关于古国起源提供了哪些理论与认识,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就相关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聚焦聚落或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考古学界关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怎样的认识?这些理论与方法是否适合于中华文明起源背景下的古国研究?

  方辉:至少从20世纪中叶前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文明起源”命题之后,很长时间的学术语境里,“国家”与“文明”是同义词,探讨文明社会起源就是探讨国家的形成过程。尽管学者对于国家的理解各有不同,不过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公认的,即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要从考古学入手。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主要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基本建立,文明起源便被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热度持续至今。

  如何从考古学上界定国家和文明社会,或者说,如何从考古学上识别出国家和文明社会,并非易事。80年代流行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是,按照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城市、冶炼和文字“三要素”说,一个社会如果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就可以认定进入文明或国家社会;后来我国学者又加上一个要素,即礼制,成为四要素;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十个要素。这些要素的物化形式,在考古操作中易于识别。

  然而,学者在运用这些标准时,往往将其放在一个分布十分广阔的考古学文化层面,甚至更大范围之内加以论证。例如,这个遗址的城址,加上另一个遗址的冶炼遗存,再加上其他遗址的文字符号,便可以判断这个考古学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岂不知,国家社会在其早期阶段区域是很小的,我国先秦文献上提到的古国面积不过方七十里、方百里,应该接近早期国家的实情;文献还提到夏禹时有“万国”之说。按照这样的标准,今天在考古学家界定的某个考古学文化覆盖的面积之内,应该存在上百个或数百个这样的古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说考古学文化区系建构理论与方法在古国研究中存在局限性,学界是否有进一步的探索?

  方辉:虽然有的古国控制的面积有限,但其内部肯定等级分明,因为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其本质特征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特征肯定会体现在考古遗存上。既然有的古国的面积有限,它们又曾经存在于地表,那么我们何不用考古学擅长的方式把它们寻找出来。这就要求关注点从考古学文化转到聚焦聚落或遗址。欧美考古学在完成文化史建构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聚焦比考古学文化更为具体的聚落,由此发展出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研究,从对文化史或年代学的建构转向社会复杂化进程探索的新途径——聚落形态研究。我国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建构的基础上,走向或正在走向这一途径,并借助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在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和聚落考古等重大课题研究上,丰富发展聚落考古理论方法。

  得益于海岱地区比较早就建构起比较完善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山东地区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因此起步也较早。有学者根据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资料,尝试在特定的“小区”内区分“都·邑·聚”聚落的分层状况,实际上已具备了聚落形态研究的意识,但其资料是建立在随机调查的基础之上,信息的系统性并不完备。而真正的聚落形态研究无疑是建立在区域系统调查之上,其典型案例就是自1995年持续至今的中美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形态考古项目,其成果以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的系统考古调查为依据,从区域考古的角度厘清了上自7000年前下至汉代时期社会演进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该项目揭示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后,大约相当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古国起源、发展的立体场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举例谈一谈,聚落形态研究运用于古国发展时所揭示的考古学发现。

  方辉:以4500年前后两城镇—丹土古国和尧王城古国“金字塔式”聚落形态来说,作为两个古国的统治中心,其遗址面积都在300万平方米以上,且城址至少有100万平方米。它们都占据着所在谷地的中游,四周有大小不等的聚落环绕,其中第二等级聚落大多呈等距离分布。两个古国之间——与自然地理分水岭不谋而合——恰有一条约3公里的空白区,这显然是二者的边界。现有的考古发掘证明,在两城镇—丹土和尧王城都发现有高等级的土坯房屋,以及体型硕大的白陶、做工精美的蛋壳黑陶和玉器等高端奢侈品。而作为第三或第四等级、面积不足6000平方米的六甲庄遗址,无一例外都是半地穴式房屋,陶器器形简单,个体矮小,基本不见白陶和磨光薄胎黑陶,更不见玉器,其与古国都城的差别十分明显。目前,正在发掘的属于第二等级的苏家村遗址,遗迹、遗物的规格大小恰处于它们之间。通过聚落形态和不同等级聚落出土遗存反映的聚落等级之间的差异,龙山时代“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可谓昭然若揭,我们倾向于用龙山古国来统称之。

  海岱地区文化因素影响中原

  《中国社会科学报》:山东是海岱地区的核心地带,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相互依存,两大区域很早就呈现出人类交流的迹象。考古学界对两大区域的早期文化交流有哪些发现?

  方辉:20多年前,海内外考古学家不约而同对考古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予以格外关注,提出了“文化交互作用圈”等概念,并引导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深入,其影响持续至今。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地域相邻,其间并有淮河、济水等水系相连,进入新石器时代二者之间的联系交流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时期,甚至更早阶段。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由墓葬、彩陶、白陶等文化因素体现出来的文化交流更为明显,其中以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尤其是当时体现文明成就最高的礼制,如棺椁制度、陶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礼器制度等,大都发端于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并被夏商周三代礼制所继承。前不久,山东大学在国家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举办的“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主题是海岱地区礼制对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展览通过墓葬棺椁制度和陶器、玉器及其组合,阐述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礼制是如何在东方起源,又如何影响了三代礼制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起源阶段,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是如何发生的?

  方辉: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时期的交通线路,以前强调的是连接中原及海岱地区的淮河及其支流如颖水等,焦家遗址的发现则提示我们,今天的黄河,也就是古代的济水,在联通中原和东方的作用方面可能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由焦家向西,沿古济水经今天的聊城、菏泽、濮阳、安阳、新乡,也就是古代的兖州之域或河济流域。这一带地势低洼,长期河水泛滥带来的淤沙将大部分遗址深埋地下,但通过有限的考古工作仍然发现了若干重要的史前城址,如阳谷景阳冈、定陶十里铺北、濮阳戚城等,都是龙山时代城址级别的大遗址。由焦家向东,沿着今天的胶济线或济青高速公路直达黄海,沿途分布着若干处著名的史前城址或大遗址,邹平丁公,临淄桐林,潍坊姚官庄,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前寨,直到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照丹土、两城镇、尧王城等。仔细分析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早期聚落分布图不难发现,从尧王城往北,依次分布着两城镇、姜家庄、河头等大型遗址,而由尧王城向南,又有连云港市的庙台子、藤花落等城址或大遗址。这一系列城址或大遗址,构成了4500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线路,而今天的204国道、同三高速公路,也基本是沿这条交通线修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之间的距离都在45—50公里,显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这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龙山文化早期便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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