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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史学界的困境

2014-11-26
中国史学界,历史研究,史学界的困境
当今中国史学界的困境
作者: 林子恒

又要把ps1放到前面了。这个ps很重要。那就是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拿法律来形容的话,事实就是一个个证据,但是证据本身证明力有大有小,证据的来源也决定了证据的可信度。如果收集一个个证据就能查明真相的话,那么司法裁判系统就没有必要,公检法只留下公安研究证据就可以了。真相是什么,我们所接受的“真相”,注定是真实真相的近似值,而不是完全。拿法律类比中国史学界,就是没有法官的情况下,什么鉴定人私开公堂,其结果得不到审判结果,只有一纸荒唐。

从这个角度讲,第一级的学问就是证据学,但是第三级的学问是真相学。而且就像法院需要作出裁判一样,人们对于史学的要求不是提供事实而是提供真相,也就是说你再怎么价值中立的找一些证据,他们都会像透过证据找出你的,或者他们的价值取向。同样的,每个人的“真相”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也是我不喜刘博士动辄说别人左粪右粪的原因。确实有很多屁股决定脑袋并且还脑袋空空的货色,但因为其实在第一级的学问上,很多左右考证的更加详尽,只不过他们穷尽出来的“真相”和她不同罢了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看了两篇文章,阴化礼写的。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所以就发了些感慨

阴化礼:警惕刘仲敬现象http://yydg.paowang.net/2014-05-27/12552.html


阴化礼与哈佛史学博士刘艾琳论毛泽东现象与历史周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40729110251.html。

我把我感兴趣的文字摘出来。在谈到阻击数卷的时候,阴化礼说“而现在的尴尬是,主流知识界根本 没人能出来阻击,同样深邃的高华已去,博学的杨奎松在他面前显得有点寡学。”

这段让我哑然失笑。我承认我对当前中国史学界的大人物了解不多,但是这两个人物真的就是史学界阻击的希望了么?这两个人阻击不了。他们压根就不是和数卷在一个频道上。

按我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对于历史研究的粗浅认识,如果说研究历史也分级别的话,那应该有三级:第一级,了解知识,考据证据。第二级:寻找规律,揣摩大势。第三极,寻找整个历史背后的伦理叙事。

第二级和第三极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但其实完全不一样。从外在来描述区别的话,那就是第二级要完全受制于第一级收集的证据,但是第三极,则是在繁杂的证据中间寻找最关键的,把它挑选出来。也就说第三级的不是什么数据都用,甚至可能抛弃某些常人觉得重要的证据。

例如前一段时间数卷入驻从网时,有不少人抨击他,而抨击分为两类,一类抨击他考据能力不足,例如方亮杨懿杰,举出了各种实例,证明数卷对于中国和英国历史考据有问题。还有一类,则是抨击他背后的政治哲学,我今天转的状态里的赵同学就点出了数卷的政治哲学和解体论的冲突(其实我觉得倒不如说是李硕的解体论),也就是休谟的苏格兰启蒙派(经验论)和欧洲大陆的启蒙派的冲突。

我要说的是,在史学界至少我还没有能看到阻击数卷的人。因为在中国全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史学家,即便偶尔出了一个第三极的史学家,他要面临的也是通过考据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我所认识的高华和杨奎松就并不是第三级的人。对于高华的评价我转述一篇文章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20653144.html。而关于杨奎松,看看他和汪晖的论战,就会发现他这个时候还停留在第一层次上

史学是什么,史学既是冷冰冰的事实,又是冷冰冰的事实下面的智慧与美德,历史的伦理叙事是个人信仰的来源,是传统的根基,是共同体的凝聚力的正典。史学既是事实又是事实之上的神话,如果缺少对于整个历史伦理的叙述,那么停留在一二级的史学只能是解构的学问,只能是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彻底摧毁,让一切都世俗而不被人所重视

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史学界,陷入了彻底的解构,同时解构了学术体制内的建构力量。尤其恐怖的是,历史学和文学一样,还都是大众所关心的学科,(从大众角度讲两者都是“故事学”),这就势必带领大众一起怯魅。而数卷的崛起恰恰是通过规避史学的正常通路,在大众媒体上作出突破,收获了许多非史学界的拥护者,才完成了对史学界的突围。

对史学专业的学生,想必也都知道弗格森,知道罗伯特卡根,想必看过洪业,等等。外国史学家和史学名著,不如说都在赤裸裸的兜售着自己的历史伦理学,从而完成了史学的跨越,从“地方性知识”到通识的跨越(这里的地方性知识是指的李猛猛大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就是某一学科闭门造车)。

第三级别并非是一定高于前两级的,但是第三级的缺席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却是毁灭性的。史学界自己不突破,就要被别人抢饭碗,从这个角度讲,数卷的《民国纪事本末》的对手恰恰是海裔老师的《旧邦新造》。更不要说,由甘阳提出“通三统”,刘小枫提出“国父论”,汪晖来解读朝鲜战争了。史学人不要总是觉得史料不够多,研究受管控,这样的人最容易在得到浩瀚的史料以后迷失信仰,觉得人性就是黑暗(那两位就有这个倾向)。历史叙事,或者说历史观,是新的史料就能毁灭的么?按照这个想法,史学界应该全部去学考古,而且要在理科大家庭里面学考古,用最吊的技术区考古。

而我的学姐刘博士则是这么宣称的“你现在搞个什么理论,追求个时髦的什么福柯、后现代啊,几年后就过时了。就是这个意思。”

要知道关于背后的政治哲学的讨论,绝不是几年后就过时了的。况且这些争论的存在,恰恰有一种益处:那就是当某个人要来到第三级是,他可以轻易的完成对过去千年讨论的继承,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生发,而忽略这些理论的恐怖之处在于,你可能终其一生以为发现了某个真理,到最后发现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讨论并且推翻了。


题外话

这种三级划分其实通用于各种人文社科,例如法学。第一级是证据学,诉讼学,掌握各种技巧,研究的是法条如何规定。第二级是政策学,把握各个部门法的共同规律,研究的是这么规定法条的原因,但这些规律还是来源于法律体系内部,并且受制于法律体系的一些价值取向。而第三级则是找到法律背后的伦理,找到法律背后的正当性,这就是法理学,并且这种法理学研究的不是政策,而是整个社会,研究宗教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是一个宏大的完整的社会科学里面的法理学,研究的是法的原因,是世界的法。

从这个角度讲,要感谢甘阳很早的引入了“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阅读经典,而不是扩大知识面。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就是通识教育的圣典。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传承,既传承过去知识精英的知识与争论,也传承他们的责任感与情怀。

从我这个视角来看,当前的中国文科里面,法学和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走的越来越近,共享着同一批学术资源,譬如福柯、哈贝马斯、施密特和施特劳斯,都成为这些学科共同讨论的话题。

哲学在造词的困境里越走越圈子狭窄,但是哲学又有资格自豪,那就是很多社科类的讨论哲学都早几百年就讨论过了。

而经济学,作为赚钱的学科,其理论却在理性的路上因为小分歧而产生大矛盾,也就是说,经济学在第二级上就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敌人,在他们找到共同点之前,第三极的经典时不会产生的。即便是产生了,也会在众多的反对声里跌落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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