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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诠释与综合

201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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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是,一是科斯、诺思等人的交易成本方法,二是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人提出的寻租方法,三是曼柯尔·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

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诠释与综合*

作者:卢现祥
摘 要: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是,一是科斯、诺思等人的交易成本方法,二是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人提出的寻租方法,三是曼柯尔·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交易成本模型提出了一种基础的制度理论,寻租模型和分利集团模型提供了关于无效率的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认真细致的分析。这三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构建对多元性国家的分析提供一个全面框架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基础,并综合寻租模型和奥尔森模型。第二,以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通常不一致为切入点,在构建这个框架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和解决可信承诺问题。第三,以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研究的重点。总之,要从多层次来研究制度的起源及其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一、诺思为什么提出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
制度分析的方法很多,但从总体上研究制度的性质和效率的主要有诺思提出的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一是科斯、诺思等人的交易成本方法,二是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人提出的寻租方法,三是曼柯尔·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1]。交易成本方法试图提供一种关于契约成本的基本理论框架,据此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它的重点是交易成本和国家一起决定产权结构并因此而决定经济绩效的方式。寻租模型致力于建立政治体系的利益集团模型,界定一种决策规则结构,然后分析这些决策规则的后果。奥尔森模型虽然没有关于国家的明确模型,但分析了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其结论是制度降低了体系的效率和生产力[2]。交易成本模型提出了一种基础的制度理论,寻租模型和分利集团模型提供了关于无效率的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认真细致的分析[3]。

为什么诺思提出制度分析三种方法?这与诺思和主流经济学家发生了极大的争论有关。那就是关于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可能在长期内停滞于“低收入陷阱”的问题。生存竞争总是迫使人们改进生存条件,所以主流经济学否认长期停滞于“低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然而诺思引征了大量经济史的例子来说明确实存在的“停滞经济”。诺思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关键在于他相信,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这类“非经济因素”在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否会锁入陷阱时起了决定作用。非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是诺思提出可以用寻租方法和分利集团的方法来分析这些非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停滞经济。
交易费用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研究模式的新范式。人的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范式的假定。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对问题的分析深入到最基本的层次。经济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中找到本源。科斯用以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将前人用以解释同样问题的各种因素,如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等因素包括了进来,而且还有更宽的含义。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费用概念用于许多领域,这样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渐地一般化了。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总是可以找到最优组织和制度,因此不存在低效的制度问题。交易费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制度的基础理论。市场和价格竞争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看法。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理想的。干扰价格竞争的效率的最为常见的因素是正的交易费用、私有产权的残缺和非货币收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世界里,交易费用为零,私有产权是健全的,非货币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能够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制度、产权、法律、规范等可有可无。一旦交易费用为正,那么这些变量在经济运行中就至关重要了。交易成本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它们影响着市场上生产什么和什么样的交换会发生;它们影响着何种组织得以生存以及何种游戏规则能够持续。在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各种特定假设构成了大多数模型———无论是古典、凯恩斯、新凯恩斯或者新古典———的基础。那些涉及垄断、垂直一体化、外部效应、战略行为、工资和价格粘性,以及不完美市场的各种模型都要求关于这些费用的特定假设。[4]

寻租模型致力于建立政治体系的利益集团模型。寻租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相对寻利而言的。正如布坎南所说的,租金是指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部分。寻租则是为了获得政府特许而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或任何其它方面的政府庇护,所寻求的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用以保证寻求租金者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对这类活动的侵犯。政府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通常可以给寻租者带来高于、甚至远远高于改变之前所能得到的利润额。寻租行为所得到的利润并非生产的结果,这一特点称为寻租行为的非生产性。寻求租金如果离开了政府的干预,没有政府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寻求利润则不同,它是指作为经济人的生产者通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而获得的高于生产成本的那部分收入,并不需要借助政府干预。探讨政治体系的利益集团模型有利于我们分析低效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奥尔森模型分析了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其结论是制度降低了体系的效率和生产力。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如何降低体系的效率和生产力?制度的产生反映的是利益集团之间建立在实力原则基础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就是说制度的确立,都会满足效率原则。因为制度设计本身,最初可能就不是以增进社会福利、而是以集团利益为目标的。此外,制度与效率结果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必须要经过人的活动或选择。制度设计并非必然地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使我们有完善的制度形成程序,但由于集体决策中形成一致规则(或制度)的成本太高,或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在制度上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与制度研究的关系

(一)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分析制度的基本理论框架
交易成本方法试图提供一种关于契约成本的基本理论框架,据此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它的重点是交易成本和国家一起决定产权结构并因此而决定经济绩效的方式。交易费用理论的产生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制度及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绩效,但是无法回答在历史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无效的制度。
正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加入了正的交易费用使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并改变了研究的方向:交易费用使所有权的分配成为首要的因素,提出了经济组织的问题,并使政治制度结构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5]不同的产权界定、实现和保护的费用是不一样的,这种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了国家对产权结构的选择。问题是,仅有交易费用和国家并不能决定产权结构的,还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就像诺思所说的,如果排除了意识形态,任何一种制度理论都是不完备的。如果社会成员有同样的意识形态,社会的正式规则不必有十分清楚的定义,实施机制和程序也可以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全然不存在。由于测量绩效是有成本的,意识形态的共识或歧异是影响制度形成的基本因素[6]。
科斯(1988年)指出,如果没有理论使人们明白不同的制度安排能获得什么,就不可能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明智的选择。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理论体系来分析制度安排的变化引起的效果。这样做并不是要抛弃标准经济理论,而是要求将交易费用引入分析中,因为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要么是为减少成本而创造出来,要么是使以前受过高交易成本阻碍而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变成可能。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可预知的效应:第一,它们会减少交易量,因而会损害资产的经济专门化和资源的利用。过高的交易费用使许多潜在的交易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交易,这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净损失。第二,它们可能会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的密集度。第三,它们会影响合约安排的选择。在不同的交易费用下,合约安排的选择是不一样的。[7]

威廉姆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省交易成本。[8]为理解这一论断的合理性,我们只需考虑一个交易成本(包括获得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为零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无磨擦”世界中,甚至基本的制度如货币、企业和公共管制等都已无关紧要。抽象的新古典模型可能有它的用途,但是,只要它忽略了交易成本,它也就忽略了一个根本的现实特征。所以说,如果不重视交易成本,无论是经济行为还是制度安排都无法得到正确理解。[9]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省交易成本。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目前是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利于节省交易成本?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除了交易费用以外,我们还需要国家理论。诺斯在产权研究中,首先建立探讨政府的理论,这里的统治者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设计产权的(诺斯1981)。这种理论再加上交易费用,就能解释“整个历史进程中……不曾带来经济增长的产权的广泛存在”。近来,有关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讨论,以及有关“人类看出机会的变化并作出反映的回馈过程”的讨论,又给该解释作了补充[10]。

在阿尔奇安(A.A.A1chian)看来,产权是—种竞争约束规则,给定一组产权约束规则,决定竞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标准就会出现。当这些规则改变时,这些标准就随之改变。如果竞争的标准改变了,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资源配置也将变化。但是非市场决策(或非产权规则)往往会在一些领域替代市场决策(或产权规则),如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批淮、同意、特许权分配———这些密切相关的词的每一个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稀缺的资源既可以通过产权界定,通过市场的配置来解决,也可以通过政府的管制,发放许可证等方式来解决。前者会导致社会寻利活动,而后者则会导致寻租活动。
政府权力的扩大会挤占私人占有资源权力的空间。诺思指出,私有产权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两种权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不同的产权安排也将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过大的公共领域必然增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制度经济学家反复强调,没有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是不完整的。建立一个约束政府的法治化社会是建立有效产权制度的基本条件。交易成本和国家一起如何决定产权结构的分析远未完成,西方一些国家所谓有效率产权结构的形成也不仅仅是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里所能解释清楚的,我们必须要探讨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二)无效率体系的制度分析之一:寻租理论

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有限准入秩序范畴为我们分析寻租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诺思等人在《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中提出人类社会经过三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第一种是原始社会秩序,即狩猎采集社会的秩序。第二种是有限准入秩序。这种有限准入秩序通过对经济体系实行政治控制来解决如何约束暴力的问题,也就是通过限制进入来产生租金,以此来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第三种是开放准入秩序,即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竞争而非创设租金来维持社会秩序。有限准入秩序的特征有:(1)通过精英阶层的特权来控制暴力。(2)限制贸易准入。(3)对精英阶层的产权提供相对有力的保护,对非精英阶层的产权保护相对较弱。(4)对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和军事等组织的进入和退出加以限制[11]。有限准入秩序的实质是对有价值的权利和活动设立进入特权,有限准入秩序必然导致寻租。
为什么会产生有限准入秩序和寻租社会?寻租行为的产生完全出自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事实上,只要政府行为主要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人身与财产安全以及确保自愿签订的私人合同的实施,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能保证市场中所出现的任何租金都随着各类企业的竞争性加入而消失。这时企业家们对租金的预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政府行为超出了最低限度或称保护性的状态所规定的限度,那么,租金下降或消失的趋势将被抵销,以至于最后停止。在这种情形下,虽然租金仍然存在,而且对潜在的竞争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是获得的方式与效果完全不同了。寻租活动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活动范围与区域大小以及国营部门在整个系统中的相对规模成正比例关系。
寻租分析是分析人类利益矛盾的有效概念。在稀缺资源的假设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说主要是揭示了人们利益的一致性,而寻租则主要揭示了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寻租理论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单一的、“同质”的问题。为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发展过程,运用资源持有者的“古典”概念、即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源类型来标识的如资本家、地主、工人和农民的概念,而不是新古典的“同质的”资源所有者的概念,并且分析各类资源持有人是如何能够影响政治过程以获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租金[12]。寻租模型致力于建立政治体系的利益集团模型,界定一种决策规则结构,然后分析这些决策规则的后果。
1、在寻租模型中,其决策规则结构的特点就是通过确立一种特有的产权规则来形成人为垄断、限制竞争的格局。产权安排的变化影响分配和生产。具体地说,对资源用途的决策权力的重新界定会引致财富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可以想像,在权利配置过程中,各人对产权变迁所持的态度将由他们预期能从重整方案中获得的净收益决定。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存在不同意见,为什么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会导致妥协和一个偏离了完全有效率的竞争体系所要求的模式的权利结构的建立[13]。也就是讲,引入寻租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后我们才能搞清这种偏离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是什么。在西方寻租理论看来,政府应该慎重地介入产权问题。本森(Benson,1984年)把寻租看作是个人或团体对既有产权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政府的作用在于定义或维护产权。人们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来处理产权,也可以通过政府来重新定义或分配产权。这种作用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例如明确界定财产归属,保护市场秩序;也可以损害社会福利,例如产生人为垄断,限制竞争。
寻租理论与产权理论的目标及分析具有一致性,都与权利联系在一起。寻租是对特权的一种寻找,这种特权是非生产性利润。而在财产权,是外在性的内在化。有效的产权安排会导致寻利的竞争市场和社会环境。而无效的产权安排或产权失灵会导致寻租的社会。特权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分配,是在政治市场上进行的;产权是对稀缺资源产权的界定,是在经济市场上进行的[14]。张五常则对这些规则进行了一般性的分类。他认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以规制来限制财产的使用;以“人”本身为界定权利的单位或以等级来分配权利;以资源或物质本身来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而物质或资源的衡量标准又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因为,在许多的规则中,只有以市场价格决定竞争的胜负才是经济上最少浪费或租值消散最小。经济主体对租金的追求就是对一、二类规则的使用,而对产权的追求则是在第三种规则下进行的,即以资源或物质本身来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在这三类规则中,第一类规则大大地限制了财产或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类规则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一、二类规则是无法客观衡量的,并且必然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用什么来分配权利,这是产权理论和寻租理论要共同探讨的问题,一、二类规则是与寻租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而第三类规则则是与产权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后来的诺斯而言,产权的“有效体系”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或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体系。经济增长的乏力被归咎于“无效的产权”,而无效产权又来自控制国家机构的人的寻租企图和计量及交易成本问题的存在[15]。

2、寻租者与设租者之间的联盟,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从许多时代和国家得到证明,并可以在集体行动的所有层面上出现。例如英格兰女皇一世、法国路易四世和其他重商主义的君主都曾把与世界某一地区贸易的垄断权(印度和美洲的贸易权)授予联系密切的商人。作为交换,政府同商人们共享垄断收益。在近代,靠关税和配额阻挡国际竞争的保护为国内的农业和工业创造了租金,同时也为保护主义政府创造了回扣的好处。在这些设租———寻租过程中,制度的重点从生产性的效率心态转向收益再分配性的政治维护,并导致经济停滞。“成功的寻租联盟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诱发其他集团纷纷效仿。一旦人人都必须在市场竞争中这个前提遭到否定,资本所有者集团和劳工集团就会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里联合起来要求政治特惠。……受保护的行业会变得无利可图,并为获得更多的保护而喧嚣叫嚷。那时,官员们会提高干预强度,以便搪塞政治批评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物质利益。良好的货币被置于脑后。干预主义的螺旋会逐渐摧毁由市场驱动的创新精神中的自发力量,摧毁经济增长。”[16]政府创造租金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有意的设租(创造租金)鼓励某一个产业或行业发展,如制定一些特许、批准等,基于绩效的租金。二是政府的管制,或管制俘获,对管制的需求造成的租金;三是政府官员追求自身租金最大化引起的租金。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模型探讨了租金设立、竞争的方式。

3、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也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相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寻租活动所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极其惊人。A·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推算了印度与土耳其两国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所形成的租金数量。她发现,1964年印度由此形成的租金数量约占当年该国国民收入的7.3%,而在土耳其,仅在1968年,该国政府颁布进口特许一项所形成的租金数量,就已达到该国当年国民收入的15%!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我国,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完善,有关系、有门路就能挣钱。例如某人利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低价买进一块地皮,一转手就是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寻租最大的问题是把社会的精英吸引到寻租上来,使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扭曲,这会降低创新和技术进步。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以1960年的GDP作为基数,在对全体国家的回归中,发现工程师对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律师对增长有不太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降低经济增长,而企业家活动和创新则提高了增长。如果新入学的学生中选择工程专业的人多10%,将使工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会导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5%。如果选择法律专业的人多10%,也将使法律专业的入学人数提高大约一倍,那么每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0.3%。有人根据91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与大学生工程专业人数的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与大学生法律专业人数的比例有反相关的关系。资源在生产性领域和非生产性领域的应用配置,对于一个社会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推广有着深刻的影响。
沿着寻租模型的思路,我们可以探讨历史上一些包含着租金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强调指出,当我们发现政府及与政府相关的一些低效率现象时,不应该单纯从政治家是否正直上去找原因,而是应该去检讨一下选拔与制约政治家的程序与规则;当发现低效率现象很普遍时,我们就应该问问现行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了。寻租与制度的互动,将会导致制度租金,即把寻租的规则制度化,并形成路径依赖。

(三)无效率体系的制度分析之二:利益集团理论
奥尔森模型分析了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其结论是制度降低了体系的效率和生产力。奥尔森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利益集团理论的假设及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2)利益集团下的再分配模式;(3)利益、政策与制度的关系;(4)强化市场型政府。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是建立在“组织费用”这个假设之上的,组织费用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他为“特殊利益”的不对称权力提供了一个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解释。[17]按照奥尔森的分析,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两个重要条件: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并且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他称之为“选择性刺激”)。对于规模较小、组织较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果通过产权结构调整,集团的成员都会有较大的收益,而且集团较容易地就可获得、控制和加工信息,那么这一集团对于议员们的影响能力往往很强。在利益集团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从属于大集团的个人:例如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对他们来说一些产权结构的调整(如新的关税)往往对每个人影响很小———组织费用很高、搭便车也很容易,个人信息成本也过高。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可以影响统治者。一些文献分析了少数团体成员怎样过度滥用其投票权,致使产权结构变得有利于他们,而使大多数选民付出了代价。为什么少数人能愚弄多数人呢?有人认为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原因:产权结构的边际变化能导致人们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这些变化中,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18]

当然,奥尔森关于利益集团受益的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哪些群体能获得再分配的利益呢?有几种情况,一是根据奥尔森的分析,小利益集团在再分配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斯蒂格勒也是这种看法。历史与现实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第二种情况,就是平均分配,以东亚为例,这些经济中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不会愿意在分配政治租金时偏向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层,因为如果这一阶层在将来变得足够强大的话,便可能有朝一日对现在领导者的权力构成威胁。这样,“增长共享”的现象似乎是源于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在这一地区广泛存在的独特历史条件的深刻的路径依存现象。它并不是什么东亚官僚儒家传统内在的东西。根据奥尔森(1971)的说法,一般认为,再分配的趋势是从“广义利益到狭义利益,从非集中产业到集中产业,从无组织者到有组织者”,但到底“哪些群体能充分组织起来赢得再分配的利益”,可能因时因地而异[19]。由于其显而易见的独立性,人们有时就认为,东亚国家或地区永久性的官僚机构的基本特征是既“强大”又“软弱”。优点和缺点都来自同一个源头———缺乏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层,这使得权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相对平均。这些凭借对所有经济阶层平均分配增长利益才得以保持控制权的官僚可能由于惯性作用,而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将过多损害任一经济利益集团的激烈措施[20]。第三种情况是,当分利联盟力量较弱时,政府会提供一个与原始产权理论相近的产权结构。换言之,如果存在分利联盟,政府提供一个与原始产权模型相近的产权结构是不可能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人类社会不是总能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权。分利联盟的理性选择是寻租。按照奥尔森的分析,在分利联盟弱的时候,产权会充分发挥作用,寻利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如果分利联盟力量很强的时候,产权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或产权失灵),寻租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奥尔森的分析,寻租往往成为利益集团的选择。我们这里似乎陷入了困境:分利联盟弱的时候,可以选择有效的产权;分利联盟强的时候,产权选择往往是无效的。

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拉詹与津加莱斯认为,人们在初期得到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的数量有差异,这种初始资源和机遇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有不同的偏好,并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各种集团将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从而影响未来的资源分配甚至未来的政治格局。所以,与其关注制度的缺失,不如关注需要良好制度的利益集团的缺失。这将使未来的讨论转移到要素禀赋与如下的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贫穷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别是克服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个问题可能比如何改变制度的问题更有指导意义。
利益如何转变为政策和制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家的利益如何转变的问题,二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如何通过政治家转变为政策和制度的问题。其实这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家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问题是政治家在不同政治体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是有区别的。Olson(1965)和Becker(1983)指出民主政治会导致政治家追求非社会目标的一个原因是利益集团和游说会对政治选择产生影响。他们认为,游说活动之所以能影响政治决策,是因为政治家需要从他们的支持者手中获取选票和捐款。而利益集团便利用这一影响操纵再分配,从公众那里掠夺资源,有时还会以高额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例如,在英国工党执政时期,工会的游说导致了对劳动市场的限制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计划,成为撒切尔改革之前英国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缪勒、诺思等学者就专门研究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的演进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

如果引入利益集团因素,那么制度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诺思(North,1994)说:“制度并不一定是,甚至经常不是按社会效率来设计的,相反,它们(至少正规规则)是为了服务于那些具有创造新规则谈判能力的利益集团而创造的”。[21]经济政策(包括制度设计)的制定是一个动态博弈,其条件是不确定的和不断变化的,其规则在形成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由参与者制定。每个参与者都想竭力控制随后的博弈,以尽量获得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结果。[22]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小利益集团在制度选择方面往往处于主导或有利地位。利益集团通过自己的优势(如话语权、院外活动等)如何把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制度化的机制及机理,是今后制度经济学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形成的制度也可以达到一种制度均衡。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要说明的是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现存的制度制约确定和创立了均衡。[23]

最后,奥尔森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建立“对多元性国家的分析提供一个全面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24]。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产生条件,也就等价于如何使政府或执政者具有共容利益的条件。在奥尔森看来,民主体制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基本条件。诺思(1981)提出了“约束统治者行为”的问题,尽管他坚持由于交易费用和竞争约束,统治者并不一定选择最大化社会福利的产权形式,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在国家和选民之间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正如Acemoglu等(2004)明确地指出的,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政治领域固有的承诺问题,即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无法作出可信的承诺来约束其未来的行动,因而非效率的制度普遍存在。诺思等的研究表明,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可信承诺的前提和基础。可信承诺约束了国家机会主义和国家掠夺的行为,从而创造了安全的投资环境。

三、制度分析三种方法综合的基础与解决的思路

前面我们对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及其与制度分析的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如诺思所说,在交易成本模型中,提高与契约有关的成本、阻碍增长的是无效率的产权,这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在寻租模型中,政府的一些特点产生了体系无效率,这些特点一般来自代理关系。在奥尔森模型中,造成无效率的因素是分利集团不断增长的力量使体系具有了刚性[25]。即经济体制的创新能力缺乏。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产权。制度分析三种方法综合的基础之一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产权进行了分析。产权及其相关的契约实施在一国经济体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人类社会大多数时期选择的产权是低效的?这除了产权自身的特性(如产权界定的技术和费用等)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要到国家理论中去寻找。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通常是不一致的,并导致无效率的产权。即,第一个目标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标是创立一组有效率的产权。实际上,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产生经济增长的产权结构是相互冲突的[26]。新古典经济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没有错,但是它太抽象,太单一,因为除了对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外,对于影响经济运行重要的主体———政府的动机,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界定,也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公共选择学派尽管提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的假设,但并没有明确区分消费者、厂商与政府在动机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诺思提出的“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通常是不一致的,并导致无效率的产权”可以作为我们“对多元性国家的分析提供一个全面框架”的基础。这是制度分析三种方法综合的基础之二。以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通常不一致为切入点,采用交易成本模型、寻租模型和奥尔森模型的共有点和不同点,通过对历史和现实中多个经济体制度的分析和检验,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对多元性国家的分析的全面框架。在构建这个框架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解决可信承诺问题。

以新古典经济学及交易成本理论对创立一组有效率的产权的分析与以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对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分析,这两者的结合是三种制度分析方法综合的基础之三。现在分别对统治者二个目标的分析已经有了基础,如寻租理论是一种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模型,奥尔森模型分析了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些都有利于我们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角度来分析制度的形成,以及这种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如果以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利益集团能左右制度的设立,那么这种经济就容易长期内停滞于“低收入陷阱”。寻租理论与分利集团理论有许多共同点:如都是对利益集团行为的一种分析;都是对追求租金的最大化行为的研究;都可以用来对低效制度的分析;都可以用来解释停滞经济等等。这三种方法相互补充,形成了一种分析制度的方法体系,它们可以从多角度研究历史和现实中制度形成的机理及制度绩效。

诺思提出制度分析三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长期内停滞于“低收入陷阱”这种现象。用这三种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制度问题已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这三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对多元性国家的分析提供一个全面框架”[27]。我们认为,构建这个全面框架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基础,并综合寻租模型和奥尔森模型。第二,以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通常不一致为切入点,以新古典经济学及交易成本理论对创立一组有效率的产权的分析与以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对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分析相结合,在构建这个框架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和解决可信承诺问题。第三,以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研究的重点,分析为什么一些国家兴旺,一些国家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总之,要从多层次来研究制度的起源及其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注释:
[1][2][3][6][25][26][27]道格拉斯·诺思:《制度研究的三种方法》载(美)大卫·柯兰德编:《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分析》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6-27,27,23-24,27,24,29页。
[4][美]科斯、诺思等著、[法]克劳德·梅纳尔编:《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434页。
[5][18][冰]思拉恩·埃格特森著:《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60页。
[7]参见:《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8][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页。
[9][13]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8页。
[10][15][19](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186,139-140页。
[11]道格拉斯·诺思等:《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0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12][20]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
[14]朱巧玲:《寻租理论:产权理论的一个扩展—兼论新产权理论的构架及其现实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德]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7页。
[17][美]埃里克·弗鲁博顿、〖德〗鲁道夫·芮且特著:《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7页。
[21][22]转引自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著:《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页。
[23]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5页。
[24]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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